徐丽丽

　　从5月1日至10月7日，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夜晚，居庸关长城灯光点亮，金色的巨龙在夜幕下熠熠生辉。北京长城以苍劲石脉勾勒出华夏文明的韧性与智慧，亦是农耕文明与游牧势力千年博弈的空间注脚。从北齐天保年间夯筑的军事基线，到明代砖石交错的巅峰之作，这座人类史上最宏大的线性遗产，始终在铁血烽火与文化融合中重塑着京畿大地的命运轨迹。

　　北齐筑基 山河作纸绘雄关

　　春秋战国时期，在今北京地区建都的是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为抵御外侮，巩固边防，燕国先后修建了南北两道北京周边最早的长城。燕南长城是为加强对齐国的防御而修建的，位于易水一带，又名易水长城。燕北长城是为抵制北部游牧民族南下袭扰而修建的，主要分布在今河北、辽宁和内蒙古。随着北方匈奴不断强大并南下掠夺，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修筑长城并以此为屏障，与匈奴开展旷日持久的对抗。太史公笔下“燕塞碣石”的军事地理格局，使蓟城（今北京的西南部）得以在匈奴铁骑南掠时，凭借外围长城群构建战略缓冲。《汉书·匈奴传》所谓“烽火通甘泉，羽檄达未央”，正是以幽燕长城为支点的帝国防御体系写照。春秋战国以及秦汉长城虽不在今北京境内，却始终是保障北方重镇幽州蓟城安全的重要屏障。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上突厥兴起，成为中原王朝新的威胁，修筑一道新的长城刻不容缓。东魏武定八年（550年），丞相、齐王高洋接受孝静帝禅位，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是为文宣帝。北齐继承了东魏所控制的区域，占有今黄河下游流域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以及苏北、皖北的广阔地区，北京地区属于其中，由此拉开了北齐修筑长城的序幕。

　　北齐建立后，北有突厥、契丹南下侵扰之患，西有北周觊觎东进之忧。为巩固北部边防，文宣帝多次御驾亲征，收复失地。天保六年（555年），在巡视战略要地后，文宣帝征发民夫180万人开始修筑长城。《北齐书》中有“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的简述。幽州北夏口在今北京昌平和延庆交界处的居庸关南口镇一带，恒州在今山西大同。这是有关北京境内修筑长城的最早记载。长城依山而建、蜿蜒而行，但具体走向，并没有明确记载。到天保七年（556年），北齐就完成了长城修筑工程，为保证幽州北部稳定奠定了基础。经专家考证，这段长城经过今山西代县、广灵等县，进入河北省蔚县、涿鹿，最后进入北京门头沟、昌平地区。

　　几年之后，北方突厥再次崛起并联合北周一同攻打北齐。河清三年（564年），北齐武成帝任命名将斛律羡为幽州刺史。这年秋天，突厥兵进犯幽州，斛律羡率军抵抗。突厥见北齐军威严整，不敢交战，于是便诈降，亦被斛律羡识破，只好退回北方。天统元年（565年），为防止突厥卷土重来，斛律羡组织修筑了西起“库堆戍”、东至“海”的长城，并在主要关口修筑城堡。有学者考证，“库堆戍”就是今天的北京密云古北口，“海”指河北山海关，全长一千余公里。那时修筑长城只是简单的石头垒砌，墙体低矮，随着时代变迁，曾经绵延于崇山峻岭中的长城，今天人们只能从倾圮的墙基、散落的石瓦砾中找到它的一些遗迹。

　　北齐长城利用天然形胜，把军都山、燕山的重点要害关隘纳入防线，后世设防，既不需要也没有空间做大的改变。这一时期修筑的长城，不仅成为北京长城的源头，而且奠定了后世北京长城的基本走向。

　　明定雄章 铁壁连陉锁朔方

　　北齐之后，隋朝幽州总管整修长城，保护边民免遭突厥侵犯。继隋而起的唐朝，国力强盛，无需使用长城作为军事屏障，只有少量的建设或沿用。辽、金、元、清四朝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长城以北本就是他们的发祥之地和战略后方，只有处于它们之间的汉族政权明朝需要依赖长城防线。

　　明朝推翻元朝，元顺帝逃至漠北，蒙古人的势力仍然强大，对明王朝构成极大威胁。明初，洪武和永乐二帝曾数次发兵深入漠北征伐，并筑长城用于防御，逐渐形成了号称九边或九镇的长城防御体系。明中期以后，蒙古瓦剌、鞑靼再次强大，不断进攻北京，“土木之变”甚至俘虏了明朝皇帝。此后百余年间，明王朝把修筑长城当成重要工作，从未懈怠，直至明亡。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长城，主要就是明朝修筑的。

　　明朝前期，长城的修筑主要集中在筑台、修城堡。明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即位，8月徐达攻占大都，陆续修筑慕田峪关堡、居庸关城、南口石城。洪武五年（1372年），明军征讨被驱逐的蒙古势力，败北而归。此后，明军改变策略不再出塞，退守长城一线，建墩台、塞隘口、修城堡，并未大规模新建长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朝迁都北京，燕山长城成为北部边防的前沿阵地，明朝重修南口城、上关城、慕田峪隘口。明宣宗至代宗时期，北部边防松弛，在于谦等大臣的支持下，明朝政府加强京城周围防御，增修居庸关城，修筑烽火台。

　　明中后期，长城得到大规模修筑。从明宪宗开始，明朝连墩于墙，列城于垣。宪宗年间，延绥建榆林长城；修筑开原至鸭绿江边墙五百余公里；修筑张家口外边约35公里。明孝宗时期，整饬边备，又修筑了山海关抵居庸关的城堡270处，之后，修筑辽东山海关至开原边垣五百余公里。明世宗时期，陆续在九边重镇修建边墙，大力修建居庸关防区，巩固防御。

　　隆庆二年（1568年），明穆宗特意把著名的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从南方调到北方，加强防务。谭纶为蓟辽总督，总理蓟州、昌平、保定军务，戚继光为蓟镇总兵，总理蓟州、昌平、保定练兵事。从此，谭纶、戚继光文武联手，共同投入到长城边关防务之中。他们调整军事防区和兵力部署，锻造精兵，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战斗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他们修筑敌台和边墙，创造性修筑空心敌台，与边墙直接连为一体。至万历九年（1581年），明朝完成了蓟、昌二镇边墙的修筑工程，总长878公里；另修建敌台一千多座，这些烽堠、墩台与长城南北的许多城防、关隘、都司、卫所等防御工程和军事机构共同组成一道城堡相连、烽火相望的万里防线。“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戚继光《马上作》）戚继光在此任职16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圆满完成了雄伟壮观的军事工程，大大提高了长城的防御能力。一直到今天，这段东起山海关、西到居庸关的长城都是万里长城中最宏伟、最坚固、最美观的一段，成为长城中的精品。

　　明后期北方蒙古部对中原的威胁减弱，而东北女真族成为新的隐患。这期间长城的修筑以北京防务圈为主，修筑了环卫京师的内长城，并将内长城的修筑外扩至今山西、河北交界的太行山内三关长城。明朝北京境内长城横跨平谷、密云、怀柔、延庆、昌平、门头沟六区的崇山峻岭之中，有相当长的一段城墙现今仍是北京市与河北省的界墙。

　　京师屏障 重关叠壁卫帝京

　　北京长城的军事防御体系与都城发展密不可分。其战略地位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燕国依托燕山山脉构筑长城防线，形成“南都北障”格局，这种将都城置于农耕文明前沿、以山险为屏障的布局，奠定了北京作为军事重镇的基础。至明代永乐帝迁都后，长城防御体系达到巅峰。永乐皇帝迁都北京，被史学家评为“天子戍边”，因为他将国都建在了战场的前沿，而长城就是这一政治、军事背景的产物。朝廷投入百年时间完善外长城与内长城体系，其中蓟州镇、宣府镇作为拱卫京师的核心防区，墙体采用条石基座与青砖包砌工艺，配备三千余座敌台，形成“铁壁连陉”的立体防线。八达岭、慕田峪等关隘凭借“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势，成为阻击游牧骑兵南下的关键节点，古称“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即印证其战略价值。

　　长城搭建了人类活动的舞台，这里发生的政治军事活动、经济文化往来、南北民族交融等为都城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早在西汉时期，匈奴和汉朝的来往均是通过长城进行。昔日严密扼守的关口成为相互往还的通道，原本为戍守御敌修建的城堡要塞，后来有许多发展为村镇城邑。北宋与辽国彼此以南朝、北朝相称，路振、王曾、沈括、苏辙、欧阳修等作为和平年代的使节，都曾穿行古北口完成外交任务。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也为北京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正因为长城带来北京地区多民族的充分融合、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使北京在交通史和军事史上具有突出地位，为之后金、元、明、清定都做好了充分准备。

　　（作者单位：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