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一目十行”“日诵万言”

“一目十行”（或“十行俱下”）一词较早的知名典故来自《北齐书·文襄六王传·河南康舒王孝瑜传》：“谦慎宽厚，兼爱文学，读书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十行俱下与覆棋不失一道并用，以十行俱下形容读者的速度，而覆棋不失一道，则是下完棋后仍然可以根据落子先后次序，从第一手覆到最后一手，以此形容其记忆力佳。由于行棋有逻辑可循，所以覆棋不失一道虽然不易，但仍非难以企及之事。此后一目十行俱下便独立流行，而专指士人读书速度甚快，直到明清仍常见这类词，如明代姚镆（1465—1538）的故事，据载：

先生一目十行，通夕可了数百卷，无论甲乙，唱名时悉能覆诵其文，士无不惊以为神。

因为一目十行，所以姚镆一晚便可看完数百卷，速度十分之快，至于对所读文章可达到什么程度的覆诵，此处未能得其详，所以不易深论，但应只是为了强调姚镆有好好读完，而非草率翻过而已。我们若翻检古籍或地方志，便可找到许多“一目十行”的例子，尽管大多数后面都没有加上能够覆诵其文一类的句子，但意思仍是一样，亦即虽然读书很快，但却不是草草读过而已。

除了十行以外，常见的还有五行、七行、八行俱下，行数的不同，除了只是个别记载的差异以外，似乎也有一些外在客观的因素可以探究。其中，隋唐以后雕版印刷术的流行及使用应是关键因素。雕版印刷的流行，使得士人所读除了钞本以外，也有刊刻的本子。这类刊刻本一页的行数从七到十行皆有，也有一些是十二或十四行。无论七、八、十行俱下，应指读竟一页，五行俱下则指读竟半页。五、十行俱下的差别，跟阅读者持书的方式有关，若是把书的左右两页反折，一次读一页，则是十行俱下。若是把书卷成小圆筒状，一次只读半页，读竟右半页，手腕稍转一下，便可继续读左半页，旁人据其手腕的转动而知其读竟，此即五行俱下。

七行或八行俱下虽跟十行俱下都指读竟一页，但彼此间仍有细微的差别。“十行俱下”本就是一种带有矜炫意思的形容词，而当人们已习用此类词汇，却舍十行而标举七或八行俱下，便颇耐人寻味。刻本行数的多寡跟成本有关，若每行的字数差异不大的话，行数越少，成本越高，而行数越多，则成本越低。七或八行的刻本成本应较十行高，因此尽管在一般的用法上，七或八行与十行俱下之间并无明显区别，但在某些个案却可能是为凸显此人的家世或身份而选择七或八行俱下的用法。如北宋真宗（968—1022，997—1022在位）被形容为“天纵将圣，典学时敏，百斤中程，七行俱下，详延英俊”。供清高宗（1711—1799，1736—1795在位，1796—1799太上皇）翻检的《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在排版上也是一页八行。明初刘基（1311—1375）虽非帝王之尊，却是世家子弟，他所读的书也是一页七行，据载：

曾祖濠为翰林掌书，每阴雨积雪，登高邱，望其聚突无烟者赈之；……祖廷槐、父爚，有智计，通经术，为遂昌教谕。基少颖脱，读书七行俱下。

除此以外，一目二十行的说法也不少见。古籍一面约十到十四行，若将书摊开，左右两面并看，最多可达二十八行。若有双行夹注则行数更多。所以一目二十行，指其一次读竟双面，可推知此人应该是把书摊开在书桌上，而非拿在手上读。

尽管各个时代都有一目二十行的例子，但就目前所见，似以清代士人更强调行数，更喜夸大其数目，如：

张晋徵，“爰从伯氏仲铭公，手授四传，目数十行下，无少遗忘”。

汪中，“少聪敏，读书数十行下，而确然隤然，不形于词色。少长，遂通《五经正义》及群经注疏，贯串勃窣，其积穰穰，有叩者则应对不穷。”

汪廷璋，“初就外傅，读书日（按：应作目）下数十行，塾师奇之”。

祝德星，“性颖悟，读书数十行下，而发愤攻苦，至废寝馈，年才逾冠，致瘵疾卒”。

以上几例，除了张晋徵（1601—1665）身处明末以外，其余皆清人，此现象可能跟清代博学及考据的学风有关。明、清学术有别，明人讲究的博学是博而杂，清人是博而精，反映在读书方式上，清人讲究考据，所以可能更常把书摊开在桌上默读，而非拿在手上朗朗诵读，加上考据文字常有双行夹注的情形，所以两页常达数十行之多。可能是这个缘故，所以清代文献较常见一目数十行的记载，以强调其读书速度之快之多。

除了一目十行，另有关于“过目成诵”的记载。《广韵》对“诵”的解释是“读诵也”，古人读书常会朗读出声，所以应是朗诵、诵读之意，而“过目成诵”则常指其能够记忆内容。如东汉荀悦（148—209）的例子：

（荀）悦，字仲豫，……年十二，能说《春秋》。家贫无书，每之人闲，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

一览多能诵记，应指他对许多段落内容都已记忆无误。此处未指明所见篇牍长短，由于简牍多以篇计，若仅只一篇，字数不至于太多。另如北齐元文遥的例子，据说在《何逊集》初传入洛阳时，文遥一览便诵：

文遥敏慧夙成，济阴王晖业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晖业尝大会宾客，有人将《何逊集》初入洛，诸贤皆赞赏之。河间邢卲试命文遥，诵之几遍可得？文遥一览便诵，时年十余岁。

何逊（？—518），字仲言，东海人，南北朝的梁朝诗人，卒后，同乡王僧孺（465—522）集其著作为八卷本，但大部分已亡佚，明代《永乐大典》所收的残本仅二卷，而且只有诗作。尽管不确定当时文遥所诵《何逊集》卷数，但宴会中宾客未必带足八卷本的集子，加上《何逊集》中有不少诗作，所须诵读的字数不会太多。另如唐代苏颋（670—727）之例，据载他“一览至千言，辄覆诵”，可知他单次记忆的字数在千言左右。

另有一些特殊个案，所读是卷帙颇大的史书，而且能够记诵下来。如南北朝梁朝的陆倕（470—526）昼夜读书，能够记诵共一百卷、达八十多万字的《汉书》，且以默书《汉书·五行志》证明这项能力。

对于古人谈论记诵的记载，我们有必要同时考虑两方面：首先，古人说的记诵，未必都是指一字不漏的记忆无误。其次，所谓的记忆，其实牵涉两方，一方是记忆者，一方是旁观者。旁观者不会坐在旁边，等某人把三百万字的《通鉴》背给他听，也不会拿着一本《通鉴》，像老师考学生一样，让人把《通鉴》从第一页背到最后一页。所以我们可以推测一种可能的情境是：夏允彝读《通鉴》时，其父把书中某卷的故事说了一遍，由于所讲故事的情节、人物问答的内容都极详尽，于是便让夏允彝叹服其父能够记诵《通鉴》。

除了过目成诵，也有一种用法是为记诵能力加上时间单位——通常是以一日为单位，而有一日千言与万言之别。能够一日千言或数千言的人，已是资质极其聪颖。如沈一贯（？—1615）为江应晓作墓志铭，称其“幼而颖拔，日诵千余言，塾师屡逊席”，李流芳（1575—1629）的仲兄李名芳（1565—1593），幼时也是“日读数千言，或自默识，叩辄成诵”。至于更上一层的日诵万言，则已不只是聪颖而已，而根本不是常人所能。万言是千言的十倍字数，所以能够日诵万言的人，等于能够以十倍于聪颖之士的读书分量记诵及吸收各门各类的知识。

由于重视记忆力，所以还衍生出很多传说故事，如清初李来泰回忆临川当地流传已久的故事，这则故事的主角是宋人蔡元导，据说他把书贩担中的书取来读，“一览成诵”，该名书贩气愤不已，于是“焚书而去”，而该地点便被取名为焚书丘。类似情节甚至也可见于今日的武侠小说，可知这类故事多么为人所津津乐道。另外也很流行记忆力比赛以互较高下，这类比赛讲究只看过一或几次，然后较量各自记得多少。这类竞赛在不同时代都有，而且常成为人口传诵的故事。如沈鲤也谈到同年进士韩楫（1527—1605），“与同里张文毅公并有才名，尝共读道旁碑，一过目辄互相覆诵无遗，人传异之”。看来路旁的碑刻是很好的记忆比赛的道具。

“一目十行”与“过目成诵”除了各有所指以外，两词也常被连用，前者讲究速度，后者要求记忆。人脑不是相机，难以快速一闪而过便即记住全部内容，所以两词连用更凸显其非凡能力。一目十行与过目成诵连用，偏重强调可以在很快的速度内读过并记住。只是对一目的时间多久并没有标准，最夸张的说法，即如李治所主张的“一息读竟”，这种速度的精读应该不太可能。比较常见的例子，是在限定条件下迅速读过，且能成诵，而不是漫然说成每天每日读书皆如此，如殷云霄（1480—1516），据载他是“读书数行下，既成诵，终身不忘”，看来殷云霄的记忆力是非常强的，但须注意他的前提是“既成诵”，至于需多少时间才能既成诵则不确定，而且他未必会记下所读的每本书，而是只选择特定的一些书才成诵。

这类夸饰记忆力的用词，往往会限定记诵的范围或书籍：或者是用在记诵特定的某部典籍，或者是用在某次的考验。这种在限定条件下夸饰其记忆力超凡的叙述方式，始终是人们谈论记忆力时的主线。但在这条主线以外，还发展出另一条线，这条线所注意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上的记忆力，名属欧阳修的读书法便是在此脉络下提出的，这个读书法不追求超凡的记忆力，而是针对一般人，借由每日的积累，可以达到跟记忆力超凡者同样的结果。记忆力超凡者可以在短期内记下十三经，而此读书法则让中人之资者以一日三百字的进度，日积月累，以数年的时间记诵十三经共数十万字的内容。但另一方面，因为欧阳修的读书法的流行，原本只是少数人炫耀的才能，如今让一般士人也必须承受记诵数十万言儒经的期待与压力。

对记忆力的焦虑困扰

这股风气让不少人十分焦虑，毕竟每个人的记忆力有别，尽管一日三百字，看似是中人亦可达成，但所规定记诵儒经的字数，加总以后达数十万之多，若想维持不忘，洵实不易。偏偏该读书法规定应记诵的儒经跟科举考试密切相关，并非是为了炫耀博学而设，所以又让士人很难推诿不理，于是士人不仅必须“六经不可一日去手”，而且还有“夹袋六经”（类似巾箱本）的发明，以便士人在行住坐卧间皆可背诵。

尤有甚者，当许多士人被记诵全部儒经的要求所困扰时，偏偏还有一些精英士人对此标准不以为足，刻意在书单上增列新的书籍。例如以博学著称的胡震亨，便增加子部、《史》《汉》与《文选》等书进入书单中，而把标准悬得更高，他说：

人日诵万言，以书叶计之，不过二十许叶，似不为多，然必加遍数方熟；如加十遍，便是二百叶书，那得不费一日。此惟上等天资能办，未可轻言也。

又说：

今且诵他十分之一，千言加之百遍，书亦可渐读尽。偶阅《癸辛杂识》，记有《易》《书》《诗》《礼记》《周礼》《春秋左传》，字数共五十三万有奇，……是诵万言者五十日之功，诵千言者五百日之功也。更加以诸子、《史》《汉》《文选》等书，亦不过加二三千日足办。人只因循过日不读，或读亦作辍自废耳，若肯拼数年工夫读去，何患书之不尽，作一淹博名流哉！吾老矣，度不能垂头偿此愿，书此，望儿孙辈亟图之。

胡震亨先承认能够日诵万言的人极少，所以“降低”标准，只要求日诵千言，但所记诵的书籍，除了儒经以外，还包括诸子、《史记》《汉书》《文选》等书，总字数非常多。在胡震亨看来，如此才足以作一淹博名流，但其实这已非常人可行，即连胡震亨本人也自承未能做到。不过，若是从前后语义来看，让人不免怀疑胡震亨或许只是追求熟读，而未必要求记诵，就像前引夏允彝之父熟读《通鉴》到各个细节都能流利说出一样，而给予旁人已记诵下全部内容的印象。

胡震亨的态度所反映的是在此对记诵能力的追求风气下，人们已很难达到满足点，所以无论是欧阳修的读书法，或是类似胡震亨的态度，都带给士人极大的不安或焦虑，而且这种不安或焦虑，不仅限于没有功名的士人而已，即连举人、进士中亦有人为此而倍感压力。如明末徐芳，他是进士出身，但连他也为记忆力所困扰，他指出：

予性闇僿而喜读书，自经史以逮百家传记之言，目之所涉，十得六七也，而往往逸去不为我有。当其快适，自谓了无剩义，及掩卷移晷，即已惘然无所记识，岂非务博而不能专之过与！即以为大意既得，其浩瀚纤琐，无庸过为驰注，然理可以类通，事不可以臆举，大意之误，其病有时与不读书等。

所读的是经史百家传记之言，不限于儒经而已，而且是“目之所涉，十得六七”，记忆力已算甚佳，但他仍无法满意，甚至以“与不读书等”来自责。所以徐芳试图发展一种记忆术，利用摘要的方式以帮助记忆，但仍可想见他对记忆力的焦虑与不安。徐芳说：

故尝以为古人之学，博闻之外，必资强识。而卷籍委积，非有异慧绝世，终不能兼综无漏。莫若即其辞事之该切宏钜者，编缀成书，使口可诵而帙易书，于目无繁营，而胸有坚据，庶乎刬芜塘滥，以归精约之道也。

徐芳的记忆术，让人联想到一度流行于晚明的利玛窦（1552—1610）的西洋记忆术。利玛窦在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与当时士人有很频繁的往来，而他注意到中国士人对记忆的执着与焦虑，在史景迁的《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一书中，便指出利玛窦利用记忆术吸引士人的目光，如利玛窦谈到石星之子，他在科举考试落榜后，身心都处在接近崩溃的状态，利玛窦便利用他对及第的渴望而传授其记忆术。利玛窦对此记忆术很有把握，他很肯定得授此记忆术的学生将有十分惊人的成效，他说：

凡记法既熟，任其顺逆探取，皆能熟诵。然后，精练敏易，久存不忘。

利玛窦以文言文写作《西国记法》，让我们可以得窥其记忆术的大致内容。利玛窦在此书指出，必须把须记忆的事物化为实在的物件，放置在想象的处所中，而且针对中文的文字特点，设计出多种把中文文字转为图像的方法。简言之，就是用形象的方式记忆每一个字，然后每个字在记忆宫殿中各有位置，也就是“一字寄一处”的意思。

除了徐芳及利玛窦的记忆术以外，医书也相当程度反映了人们对记诵能力的追求。前述“日诵万言”只有上才者才能做到，两宋以来的一些医书便以“日诵万言”为目标而开处方。如流行甚广的铁瓮先生琼玉膏便跟此有关，此药方最早见于南宋洪遵（1120—1174）的《洪氏集验方》，用药是人参、生地黄、白茯苓：

此膏填精补髓，肠化为筋，万神具足，五脏盈溢，髓实血满，发白变黑，返老还童，行如奔马。日进数食，或终日不食亦不饥。关通强记，日诵万言，神识高迈，夜无梦想。

此处主述对修炼成地仙的益处，日诵万言只是成效之一。至于北宋张君房所编的《云笈七签》中的“开心益智方”与“安神强记方”，而服食其方的效果，虽亦与成仙有关，但也有增强记忆的效果，前者的药方是胤粉、菖蒲、远志、人参、龟甲、署预、龙骨——“服得百日，心神开悟；二百日，耳目聪明；三百日，问一知十；满三年，夜视有光，日诵万言，一览无忘，长生久视，状若神明”。后者的药方是胤丹、防风、远志、天门冬、菖蒲、人参、茯苓及通草——“服得三百日，旧日之事，皆总记之；六百日，平生习学者，悉记俨然；九百日，诵万言，终身不忘”。

南宋张杲（1149—1227）的《医说》所引的《健忘诗》，同样以日诵万言为目标：

健忘诗云：桂远人三四，天菖地亦同，茯苓加一倍，日诵万言通。

桂远人即官桂、远志、人参；天菖地即巴戟天、石菖蒲、地骨皮。以上不断出现的菖蒲应即石菖蒲，与远志同样都有安神益智、治健忘的功效。

尽管人们普遍重视记诵能力甚至为此焦虑，但我们也不应忽略流行于宋元明三代的理学，对知识与记忆力另有一套看法，而且也带来不小的影响。

另一种声音

同时代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也不会只有单一标准。当人们一味追求记诵儒经时，宋明两代的程朱学者与心学家皆指出另一条路、另一种选择，这个选择不是反对记诵，也不是要求士人不必记诵，而是对记诵儒经提出另一种见解与立场。

理学区别尊德性与道问学，而把尊德性放到第一位的背景因素之一，正是为了应付日益增加的书籍及知识。所以对日诵万言，程颐表示——

问：人有日诵万言，或妙绝技艺，此可学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虽加勉强，止可少进，而钝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进。除是，积学既久，能变其气质，则愚必明，柔必强。

程颐并未否定日诵万言的价值，但是将其视为天赋而不可学。至于对记诵的态度，则可见程颢（1032—1085）批评谢良佐（1050—1103）的这段话，《近思录集解》记载如下：

谢先生初以记问为学，自负该博，对明道举史书成篇，不遗一字，明道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谢闻此语，汗流浃背，面发赤。及看明道读史，又却逐行看过，不蹉一字。谢甚不服，后来省悟，却将此事做话头，接引博学之士。……人心虚明，所以具万理而应万事，有所系滞，则本志未免昏塞，所贵乎读书，将以存心而明理也。苟徒务记诵为博，则书也者，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丧志。

谢良佐应是记诵无碍之士，以此自负，却被说成是玩物丧志，所持理由是：读书是为存心而明理，亦即尊德性，若偏重记诵，则将流于逐末。

朱熹多次回答门人弟子有关记诵的问题。他否定秦汉以来重视记诵的读书法，说：

自秦汉以来，士之所求乎书者，类以记诵、剽掠为功，而不及乎穷理修身之要。

两宋理学本有质疑秦汉以来学术的倾向，朱熹甚至批评秦汉以来的读书法是以记诵剽掠为功，对此我们固然不必同意其评语，但朱熹把秦汉与两宋理学的读书法截然划开，去彼取此的立场则是确定的。

不过，朱熹并未否定记诵的必要性，但他认为记诵是为了理解义理，所以引张载的话说：

横渠（按：张载）云：书须成诵，精神都是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

又说：

书只是熟读，常常记在心头始得。

读书须是成诵方精熟。

主张“书须成诵”，理由是：必须成诵，才能够时时反思回想。所以不仅不特别强调记诵能力，而且更建议应“宽着期限，紧着课程”，意即日日皆须用功，但可少读慢读，即使一日仅读一两百字亦无妨，以及必须多诵遍数。

这两点正与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要求相反，所以当有人为资质鲁钝，记忆力不佳而苦恼，朱熹便开导说：

时举云：某缘资质鲁钝，全记不起。先生曰：只是贪多，故记不得。福州陈晋之极鲁钝，读书只五十字，必三百遍而后能熟，积累读去，后来却应贤良。要之，人只是不会耐苦耳。

这段对话很有趣，因为类似的对话大概很难发生在那些记忆力极佳的人身边，他们自身既不会有此忧虑，而且在炫耀与标榜记忆力的风气下，“资质鲁钝”的人很容易被排挤到边缘，而难有发言权。但这些人却愿意向朱熹诉苦，而朱熹也宽慰之，鼓励他们不必好高骛远，只需从五十字做起，即使读诵三百遍之多才能记下亦不妨。

尽管程朱学者批评一目十行、日诵万言之风，但连程朱学者本身也不易完全摆脱这股风气的纠缠。首先，《读书分年日程》中要求记诵经书，而儒经的总字数达数十万字之多，这点就须具备相当程度的记忆力。其次，两宋儒者并不排斥博学，而且博学与记诵往往会被联系在一起，程朱学者所标举的“格物穷理”既是穷究事事物物之理，所以也有博学的倾向。尤其在程朱学成为官方认可的学术，《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定本以后，士人为了应试，即令研习程朱学的典籍亦不免流于记诵训诂。

（本文选摘自《歧路彷徨 : 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增订本）》，张艺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