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我的外祖父（我叫他姥爷）刘焕然，1906年出生。

虽生活在河北定县的农村，但他有文化，曾考上过北京的师范学校。他是1937年4月参加革命的。之前，家里开着个小药铺，他专精创伤、儿科和妇科，经常会被人们请去诊脉施药。这在当时的农村是非常难得的。

当年，姥爷习过武，会拳脚、尤善耍刀。一次走夜路遇上地痞流氓在寻衅滋事，他过去一拳把一个家伙身上打起了个大疙瘩，从此他们再也不敢欺负乡邻了。

在抗日战争期间，姥爷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经常集合去破坏日伪的交通线，袭扰、伏击驻扎在定县和深南一带的日本鬼子和汉奸扫荡队。他们打了就跑，在大沟里，青纱帐里神出鬼没，那真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姥爷先是在定县的区小队干，后来嫌区小队使的武器不够“赶戗”，转而加入马本斋领导的回民大（支）队。

姥姥在1971年回乡办理烈属证时曾说：“当时的回民支队也有汉人参加，他（姥爷）当时担任小队长”。

1940年11月14日至18日，八路军马本斋部发动了对深泽县城日军的攻击。这次战斗是百团大战的一部分，打了几天，因为伤亡大，最后马本斋司令员身边的教导队也投入了战斗。

17日夜，回民支队将深泽县城围住，以东面为主攻方向，以第八中队为主攻部队，40多人组成的突击排迅速摸到东门与城东北角之间的城墙外。用梯子爬上城墙开始攻打，整打了一夜。

18日下午，几架日军战斗机在深泽城南上空盘旋，向回民支队阵地俯冲扫射扔炸弹。傍晚，鬼子援军也过了新河，再打就危险了。马本斋决定不再与敌纠缠，连夜撤出战斗。

这次打深泽我方牺牲很大，到深南以后搞了个葬礼，专员公署也来人参加公祭。有些同志的遗体没有抢下来，有些重伤员后来也没抢救过来。

深泽战斗是姥爷参加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据传他是在攻城中抢夺日本人的机枪时，腿部中弹负伤的。战斗结束后，意识还清醒，被战友抬着后撤。在抬至离出生地仅几里的地方，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年仅34岁。

当时舅舅14岁，妈妈8岁。姥爷牺牲时姥姥只有30出头，带着一双儿女守寡。后来，舅舅为逃避汉奸的抓丁，投奔了解放区，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因为农村复杂的形势，一连几年不但不允许抗日干部们回家探亲，甚至连他们的消息也隔绝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姥姥整日以泪洗面。丈夫去世、儿子走后的几年里，在日伪时期和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姥姥遭受了比其他人要多得多的磨难。直到在我小的时候，她还偶尔会在梦里惊呼：“快跑啊！日本鬼子和讨伐队到了子位（临近村镇）了！”可见所受到的伤害之深。

她给我们讲过：那个时候，不论刮风下雨，甚至正吃着饭。只要街上有人喊“日本鬼子”来了，马上夹起个铺盖卷就向荒郊野外跑。年轻的女人们还要用锅底灰把脸涂黑，希图免遭侮辱。这种跑是漫无边际的，有时还会跑进敌人的兜捕圈。跑累了，经常是在青纱帐里和大车下面、柴禾堆里稍稍打个盹。

那时个别人家也挖有地窖、地道，但是没人敢在其中躲藏。北疃惨案让人们闻之色变。那时的姥姥和多数农村妇女一样裹着一双小脚，在坎坷的土路和庄稼地里奔逃，那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尽管这样，一家人没有失去抗日一定会胜利的信心。姥爷的弟弟也很小就参加了抗日活动，因为个子矮，被人举在肩上向群众宣传抗日主张。跟着八路军转战南北，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丹东火车站站长，后在沈阳铁路局担任领导职务。

年幼的妈妈也参加了为八路军送情报的工作。有一次，过日本人的炮楼时。日本人对身量又瘦又小、挎着篮子给在地里干活的人们送饭的妈妈，根本不在意。刺刀一挥，立刻放行，还故意大声吆喝，看着吓得跌倒又爬起猛跑的小女孩哈哈大笑。但他们哪里想得到：在妈妈紧攥着的篮子里的菜团下面，正是他们想破脑子都想得到的情报。

妈妈是1951年正式参加工作的，在她60岁退休时，曾经有人告诉她可以到老家找找政府部门，开个证明，就说1949年前给八路军送过情报，当儿童团就算参加了革命工作。有些人也确实这样得到了离休待遇，但是妈妈没有这样做。她说：我们不干那种事情。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而舅舅结束了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又跟着党中央进了北京，住在香山的碧云寺里。还曾经和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等握过手。舅舅一直在人民解放军的机要部门工作，因为有纪律，从不在我们面前提一句与工作有关的事情，我们也形成了习惯，从不打听。

他到过昆明、西宁，在北京搬过好几次家。他说：军人就是这样，一切听从党的指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他最后成为了人民军队的高级干部。

80多年过去了，几乎已经没人知道刘焕然的短暂一生及其后世革命精神的延续光大。但党和人民依然铭记抗日烈士的不朽功勋，姥爷的名字被深刻在深泽县城中的纪念碑上。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宁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