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年末，贵州省湄潭县某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唐某某走进我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大厅，手里紧握着法院的判决书，眉头紧锁，言语中透着疲惫与不甘：“检察官，这官司我们真的冤啊！”

　　唐某某遇到了什么不平事呢？

　　到现场查清案件事实

　　时间回溯到2020年，唐某某从胡某某处订购了200袋化肥用于茶园施肥，双方口头约定“有效果再付款”，且胡某某称会提供现场指导和技术支持。于是，唐某某在胡某某的要求下代表合作社出具了一份收条，确认肥料的数量、单价及总价，但双方并未约定检验期限。之后，唐某某将订购的肥料全部用于百亩茶园中，可未想到，施肥后茶树大面积枯死。

　　2021年，胡某某向唐某某催要货款时，唐某某以经济困难为由未支付货款，但也没有提及肥料质量等问题。因胡某某与其丈夫李某某共同经营农资店，李某某系实际经营者，在多次索要货款无果的情况下，2024年5月，李某某将唐某某告上了法庭，要求合作社支付货款3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法院一审、再审均支持了李某某的诉求。

　　2024年12月，唐某某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当我仔细翻阅卷宗材料后，发现仅靠书面材料根本无法还原事情的全貌。为了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今年2月，春寒料峭，我们踏上了前往茶山的泥泞小路。一到茶园，眼前的景象让人心酸不已：合作社几近荒芜的茶园与周边绿油油的茶园形成了强烈对比。那一刻，我真切地理解了唐某某的委屈与不甘。

　　茶苗死亡是不是化肥导致的呢？“有效果再付款”的口头约定是否成立呢？那一刻，无数疑问在我脑海中打转。为了找到答案，我们邀请农业土壤专家再次赶赴合作社的茶山。在茶园里，专家认真细致地观察茶树的生长状况，采集土壤样本，判断茶树受损与案涉化肥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我们观察发现，案涉化肥的包装袋上注明的适用作物为果树、蔬菜、药材、油料等经济作物及各类保护地栽培作物，而网上公布的案涉化肥适用作物为白菜、苹果、葡萄、柑橘，可见案涉化肥的适用作物不包含茶叶。

　　除了在茶山实地调查，我还前往该款化肥的异地总经销公司，详细了解化肥的销量、销售范围以及客户反馈情况等。随后，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法院，查阅胡某某夫妇的其他诉讼案件，看看是否存在类似情况。然而，时间太过久远，我们收集的土壤样本已经不具备鉴定条件，从现有的各项证据材料来看，该款肥料已经下架，现存的剩余肥料已经超过保质期，也无法再进行鉴定，因此难以证明茶树受损与该肥料有关。专家也指出，目前市场上尚无明确适用茶叶的有机肥。我们通过翻阅法律规定，认为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并非试用合同关系。

　　以听证消除矛盾症结

　　随着调查的深入，我愈发感受到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从法律层面来讲，唐某某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质量异议，败诉似乎无可厚非。但如果简单地对其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双方的矛盾肯定会进一步激化，当事人可能会继续申诉、信访。怎样才能既维护法律的权威，又化解双方的积怨呢？检察和解显得尤为重要，于是我决定从释法说理入手。

　　之后，我多次前往当事人家中进行沟通。每次交谈，我都耐心地听完他们的诉求，然后再一点一点地帮助他们分析证据和法律关系。我对唐某某说：“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可法律是讲证据的，你当时没有及时提出异议，现在鉴定也做不了……”同时，我也诚恳地向李某某解释：“唐某某合作社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而且你销售的化肥并没有明确表明是茶叶专用肥，也没有真正落实承诺的售后服务，如果坚持执行判决内容，可能还会影响你今后的商誉。”

　　为了让双方更信服，今年3月，我院专门组织了一场公开听证会，邀请了本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监督员参与。在听证会上，我从法理、情理等多个角度深入剖析案情，引导双方换位思考，鼓励双方相互体谅。听证员也对检察机关的意见表示认可，并积极协助做双方的工作。渐渐地，唐某某的抵触情绪缓和了，李某某的态度也有了松动。

　　用真诚赢得双方认可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沟通协调，双方终于放下了成见，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合作社在2026年3月1日前支付李某某货款1.5万元，双方就本案不再追究其他责任。唐某某代表合作社当场撤回了监督申请。

　　听证会结束当天，签署协议时，唐某某感慨道：“检察官为了我们的事跑前跑后，连茶山的泥巴路都走遍了，虽然我们最后还是要付一半的化肥款，但我心服口服！”李某某也点头表示认同：“这事儿拖了5年，今天终于圆满解决了。”

　　看着他们握手言和的那一刻，我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这起案件让我深刻体会到，检察监督不只是纠错程序，更是修复社会关系的重要环节。只有将法理情有机融合，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本报记者　林建安　通讯员　罗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