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条界沟，我们两家再不会为地界红脸了！”5月7日，重庆市云阳县某村田间，73岁的张老伯正沿着新砌的界沟，弓腰查看自家田里玉米苗的长势。前来回访的云阳县检察院检察官聂远注意到，争议地块如今已被整齐的田垄覆盖。

　　曾经，一起相邻关系土地纠纷让张老伯与邻居争执了5年。在检察机关“首顾问原因、再顾稳情绪、三顾解心结”递进式开展检察和解工作后，双方终于赶在春耕结束前划下清晰的土地边界。

　　土地纠纷引发诉讼

　　这场“拉锯战”始于2020年5月。在外务工13载的张老伯返乡后发现，自家承包地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面积似乎也“缩了水”。于是，张老伯以农村土地使用权侵权责任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土地“丢失”是邻居姚某某故意挖塌田坎等侵权行为导致，要求恢复原有土地面积并对其作出相应的赔偿。而被告姚某某认为，土地是年久失修加之自然灾害等导致田坎垮塌，自己并无侵权行为。两家为此争执不下，张老伯由此开启漫长的维权之路。

　　2020年9月，云阳县法院以张老伯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姚某某有侵权行为为由，裁定驳回其诉讼请求。张老伯不服，向重庆市第二中级法院申请再审，又被驳回。

　　此后4年间，张老伯带着卷边的2011年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辗转于乡政府、县政府、市有关部门申诉上访，均无果。张老伯遂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重庆市检察院收到申请材料后，将该案交云阳县检察院办理。

　　检察监督找准“病根”

　　“本案一审判决后，原告未在规定的15日上诉期内上诉，也未在规定的6个月内申请再审，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并无不妥。”经过审理后，承办检察官聂远认为，尽管法院裁判并无不当，但简单地结案处理并不能实际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

　　今年2月11日，聂远带着办案组首次到争议土地进行现场勘察，了解具体情况，以便找准“病根”。

　　“东至公路、西至姚某某地、南至何某地、北至张某某田，确认面积2.73亩……”聂远仔细端详着张老伯手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发现证上虽然写着四至范围，可以证明四至关系，但张老伯与邻居原先确认土地界限的田坎已经垮塌，边界变得模糊不清，故而导致纠纷。

　　“这类问题在农村较为常见，一般都靠村干部和相邻地块的农户现场指界确认。”实地勘察中，县农委工作人员向聂远介绍，为了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解决承包地块面积不准、边界不清等问题，当地在1998年、2011年开展过两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1998年第一次确权时，主要靠人工丈量和目测；2011年第二次确权时，虽然用了测绘仪器，但张老伯一家长期在外务工，两次都没能到场指界。现在最大的难题是，当年的见证人如今也说不清楚具体边界，加上这些年雨水冲刷、地块改造，原来的参照物都不见了。”县农委工作人员说。

　　就这样，两家的地块边界问题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遗留问题。

　　“递进式”化解5年纠纷

　　“张老伯，您家这玉米种得精神，现在一亩地的收成，一年能有多少？”今年春节后不久，聂远裹着寒气踏进张家院坝，他没有提及争议地块，而是指着院坝前的土地和张老伯聊起了家常。聂远深知，要想矛盾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不仅要解开法律上的“结”，更要解开当事人心中的“结”，为后续的检察和解工作打下基础。

　　“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为这几垄地置气多不值。我们了解到您视力不好，如果医院检查后符合条件，我们还可以协助您办理残疾补助申请……”聂远一番贴心的话语，让张老伯紧锁的眉头逐渐展开。这让聂远看到了化解矛盾的可能性。

　　3月17日，聂远再次来到张老伯家中。他翻开厚厚的调查材料，一边释法说理一边耐心解释：“老伯，咱们办案要讲证据，依据民法典物权编中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以及侵权责任编中损害赔偿的相关内容，现在没有证据证明邻居存在故意破坏行为，无法主张损害赔偿。”聂远指着土地示意图继续说道，“不过您放心，村委会已经给出了公平的划分建议，以您后屋外的边沟为界，以后耕作互不干扰……”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反复沟通，聂远的专业分析和诚恳态度逐渐打消了张老伯的疑虑。在检察官和乡政府、村委会工作人员的共同见证下，张老伯最终与邻居达成一致意见，约定以北方边沟为土地分界线。至此，这起持续5年的农村土地使用权侵权责任纠纷终于画上了句号。

　　“农村土地纠纷看似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实则是关乎基层治理的大课题。”聂远表示，通过“递进式”化解，不仅让模糊的土地田界变得清晰，更让积怨已久的邻里关系重归和睦。这种将法律专业判断与乡村治理智慧相结合的办案方式，是落实“三个善于”工作理念的一次生动实践。

　　初夏的细雨浸润着新土，在曾经模糊的边界线旁，齐人高的玉米已悄然抽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