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统计去年在《细胞》《自然》《科学》（CNS）上高频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张余无疑是其中之一——算上独立研究及相关合作成果，他的实验室总共在CNS上发表了5篇论文。

在RNA聚合酶的结构生物学研究上，张余有着独到优势。抓住遗传中心法则中最重要的蛋白质“分子机器”，他不追热点，不断啃下“硬骨头”，在植物基因转录领域开拓了一片新天地，并与国内外多个课题组开展了深度合作。

找到真正的兴趣，找到基础研究的沃土

怀着对21世纪是生命科学世纪的憧憬，高中成绩优秀的张余高分考进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周围同学高手如林，让来自重庆农村的张余感受到了巨大的学习压力，但名师如云的复旦生科院滋养着他对科学的好奇心，“这里是生命科学研究的天堂”。

本科毕业后，从药物研发到基础研究，张余不断变换着学术方向，探索着自己真正的爱好所在。“我发现自己更喜欢从事基础研究。”在他心中，理解生命现象的分子机制带来的满足感最大，“我的兴趣就在于发现未知、创造新知”。

找准了方向，张余远赴美国罗格斯大学维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从事基因表达方面的研究。美国导师擅长原创性方法的开发，鼓励他利用结构生物学方法研究细菌的基因转录调控。当时，他所在的研究组是一个交叉学科研究团队，成员拥有药物化学、合成生物学、单分子生物物理、微生物遗传学等多种背景。通过与他们的沟通交流，张余很快融入其中，并通过相互之间的深度合作，回答了细菌RNA聚合酶如何识别启动子序列这个基础的科学问题。

这段经历也促使张余回国建立自己的研究团队后，将“合作”作为团队发展的一个关键词。

张余（左二）与研究组学生交流科研想法

一次食堂交流，合作“齿轮”开始转动

2015年回国时，张余决定回上海，加盟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因为上海具有支撑基础研究的硬实力和软环境。无论他想把研究往哪个方向上去拓展，总能很方便地找到所需的仪器平台、找到可以合作的研究组。同时，上海也是生物医药的科研和产业聚集地，他的妻子从事肿瘤药物研发，在张江就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更吸引张余的是分子植物卓越中心的科研小环境。作为中国植物领域基础研究的一方重镇，围绕粮食安全、“双碳”等国家战略，这家体量不过千余人的科研机构引进培育了一批各有所长的优秀团队。

张余（左）指导学生实验

2021年，张余研究组在《科学》上发表论文，在世界上首次揭示了高等植物第四种RNA聚合酶Pol Ⅳ的奥秘。这一生命科学教科书级的发现，竟发端于食堂里的一次交流。

这种新型RNA聚合酶是植物细胞核特有的两种“细胞CPU”之一，领域内科学家都想理解它的工作机制。然而，由于其分子量大，细胞内丰度极低，提纯该复合物开展结构生物学研究极其困难。

在遍尝现有方法不得其门之时，张余在食堂午餐时与同事王佳伟研究员闲聊时得知，王佳伟实验室的技术有可能低成本、高效率地获得高质量Pol Ⅳ蛋白质样品。于是，张余派学生去王佳伟实验室，花了半年时间学习相关技术。又经过三年攻关，在浙江大学同行协助下，他们终于推开了植物细胞世界中RNA合成机制的一扇新大门。

去年2月，张余团队因解析出叶绿体基因转录机器的构造，登上《细胞》杂志封面，成功的关键还是在合作。2019年，德国马普分子植物生态所著名植物学家拉尔夫·博克教授来中心访问，介绍了利用叶绿体基因组转化技术的相关理论和应用研究成果。张余得到启发，迅速找到拉尔夫·博克的中国学生——华中农业大学周菲教授的团队开展合作，利用该技术克服了叶绿体RNA聚合酶的纯化瓶颈，使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

“半稳定+半竞争”最有利于青年科学家成长

“能做出这些成果，得益于分子植物卓越中心的多学科研究团队和良好的合作氛围。”张余由衷感谢这方科研小环境——因为即使有好的思路，也需要两方、甚至多方实验室一个个环节去细化、推进，涉及到很多方向的交叉、许多技术的综合，合作越顺畅，越容易取得突破。

同时，张余更感谢上海科研的大环境。在美国时，他的博士生导师获得霍华德休斯研究所（HHMI）资助，每年有百万美元级的稳定资助。回国后，分子植物卓越中心也为新的研究组长提供了相当稳定的经费支持和潜心科研的环境，这让张余得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挑战世界级难题中。

更让张余感到幸运的是，2021年他获得上海市“基础研究特区”的经费支持。“评审时间最短，申报材料最少，稳定支持最多。”当他说出这一串评价时，嘴角忍不住上扬，眼神也格外光亮。因为，很多科研项目往往要进行到60%以上才能去申请，否则根本无法按照要求完成各项报告和验收。

明年，首批“特区”支持即将进入验收期。张余透露，从目前来看，“大家的表现都将非常亮眼”。如今，这一计划已升级为“基础研究先行区”，试点面也进一步扩大。

在张余看来，科研经费“一半稳定、一半竞争”最有利于青年科学家的发展，既有适度压力，又能稳住研究基本盘。他相信，上海的科研环境会给科学家打开更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