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5期）上表示，当前需要关注的首先是政府支出扩张的力度，其次是政府支出的结构优化，支出扩张的力度决定了扩大总需求目标的实现程度。

刘尚希认为，目前，在消费支出刺激方面则多为政府转移性支出，如发放消费券、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适老化改造补贴、育婴补贴等，呈现为一种结构性的政策，总量性扩张在地方层面表现并不充分。

政府支出在传统经济学中一直被视为外生因素，但如今其内生性愈加明显。刘尚希指出，随着公共消费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性及其占GDP比重上升，政府支出的内生属性日益显现，类似于货币的内生性问题，政府支出不仅仅在经济波动时起作用，而且是日常经济循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的问题是政府支出在经济循环中出现了梗阻不畅的现象，例如资金闲置、支出责任不确定，以及未来支付义务快速上升等。

对于如何让投资与消费形成良性循环，刘尚希的建议是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调整。

首先，一切围绕着“人的需求”来做文章。经济发展、宏观调控，当然包括财政政策在内，其底层逻辑都要从物本逻辑转换为人本逻辑。但在实际运行中，投资往往都是以“项目”为本，钱花了，事干了，就算形成了产出，至于产出是否满足了人们当前和未来的需求，则往往考虑不足。

刘尚希表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家庭迁徙需求不仅仅涉及劳动力的流动，还包含社会认同与身份的转变，这种基于促进社会转型衍生的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其需求其实是巨大的，政府的投资与消费政策应该围绕这类需求展开，才能实现投资与消费的统一，而且潜力巨大。

其次，投资与消费形成良性循环，实践中体现在推动市民化的进程之中。

“市民化不仅是城市问题，更涉及农村的综合改革，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实现形式的深化改革，让农民财产权利可估值、可抵押、可交易、可携带。”刘尚希表示，随着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农村发展空间的局限性——就业难、增收难，使得农民希望脱离土地和农村，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市民化进程的滞后性，反映了城乡二元结构中，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流动放开，而在社会主体层面的流动却受到限制。

刘尚希认为，通过实施更加积极有力的财政政策，政府应该在推动家庭迁徙和市民化方面发挥作用，推动结构性改革。

第三，从央地关系来看，促进人口流动和市民化应该成为中央事权。

当前宏观调控对地方政府财政的依赖性很大，也影响了宏调效果，这主要源于央地财政关系，集中反映在“三个不等式”上：地方财政支出超过全国财政收入，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超过中央本级收入，地方债务超过中央债务。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需要依赖地方支出的扩张，只有地方支出得到有效扩大，财政政策才能更加有力地发挥作用。但问题是，地方支出的扩张受到了各种约束，这反映出宏观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之间匹配性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刘尚希说。

当前，地方支出的扩张力度不足。今年1—4月的财政数据显示，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增速差异显著：中央支出增长了9%，而地方支出增长仅为3.9%。虽然中央支出仍在扩大，问题是占比小，撬动效果有限；地方收入有所增加，但支出增幅较小，显示出地方支出难以扩张。

刘尚希表示，要实施更有效的财政政策，必须改革央地财政关系，尤其是提高中央本级支出的占比，这一改革对于推动投资和消费的协同发展，且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尤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