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经济刚经历了一个周期性冲击。在受疫情影响的三年里，失业率大部分时间均显著高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从当前趋势来看，尽管失业率已有所下降，但也很难再回到原先估算的自然失业水平。参考学界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判断，自然失业率已有所提高。这正是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表现之一。

总体而言，25—44岁劳动群体越来越受劳动力市场青睐；而16—24岁青年群体的受欢迎程度趋于降低；45岁以上大龄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在劳动力短缺严重期间一度有所改善，但随后又逐渐变得不那么受欢迎。这反映了就业矛盾的变化，即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且与年龄结构紧密相关。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呈现出U字形趋势，加剧就业结构性矛盾。

解决大龄劳动者和青年就业群体的就业难题，都是我们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要完善人口支持政策体系，核心目标在于获取人口红利，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需要有相应的体制机制作为支撑。现在需要建立新的人力资本培养机制，以推动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总体向好，但也面临一些压力。其中，人口老龄化及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的供给侧与需求侧均构成显著压力。这一压力在劳动力市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既表现为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困难加剧的长期趋势，也表现为短期内疫情后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新特征。鉴于此，党中央提出了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着重应对少子化与老龄化问题，即“一老一小”问题，这也同样适用于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

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

在探讨就业和失业问题时，我们通常会考虑两个主要因素：即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

我国宏观经济刚经历了一个周期性冲击。在受疫情影响的三年里，失业率大部分时间均显著高于自然失业率水平，即存在着周期性失业。长时间的周期性失业削弱人们的就业信心与就业能力，这些影响在疫情后的经济恢复过程中仍然持续存在，即所谓迟滞效应。加之其他长期及结构性因素，共同导致了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加剧。一个突出表现是，即使经济周期已过，失业率基本恢复至自然水平，即接近充分就业状态，但自然失业率本身却有所上升。从当前趋势来看，尽管失业率已有所下降，但也很难再回到原先估算的自然失业水平。因此，参考学界的相关研究我们可以判断，自然失业率已有所提高。这正是结构性就业矛盾的重要表现之一。

随着总量矛盾的相对缓解，结构矛盾逐渐显现。这两个矛盾的消长与人口的年龄结构，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年龄结构（即16岁至64岁人群的年龄分布）密切相关。人力资源部门常用求人倍率指标，即空岗数与求职人数的比例，来衡量劳动力市场的状况。通过观察求人倍率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恰好与求人倍率的变化相对应。以2001年至2014年的数据为例，总量矛盾逐渐弱化，求人倍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不同年龄段的表现存在差异。总体而言，25—44岁劳动群体越来越受劳动力市场青睐，求人倍率也最高；而16—24岁青年群体的受欢迎程度趋于降低；45岁以上大龄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在劳动力短缺严重期间一度有所改善，但随后又逐渐变得不那么受欢迎。这反映了就业矛盾的变化，即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且与年龄结构紧密相关。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呈现出U字形趋势，加剧就业结构性矛盾。

就业优先与人口支持政策目标要一致

利用“一老一小”大框架，可以将针对劳动力市场问题的研究和政策建议，都聚焦到以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为重点的人口发展战略的完善上面。换言之，就业优先政策与人口支持政策在目的、路径和方法上均为一致，两者可以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前，“一老一小”就业群体的规模日益显著。尽管中年就业群体仍是核心就业人群，但16—24岁人群和55岁以上人群的总和已占到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且未来这一比例还将上升，他们的就业困难将更加突出。因此，这些劳动者应是就业优先政策的重点关注人群。

展望未来，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年群体在总人口中仍占据较高比例，但大龄劳动人群的数量将逐渐增加。同时，虽然少年儿童人口目前占比较大，但很快就会减少，而他们将逐渐成长为年轻的就业群体。因此，解决大龄劳动者和青年就业群体的就业难题，都是我们长期面临的艰巨任务。

要完善人口支持政策体系，核心目标在于获取人口红利，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需要有相应的体制机制作为支撑。应通过深化相关领域改革，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进而提高居民收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支撑经济增长。这是改革的关键落脚点。

建立新的人力资本培养机制

在U形人口年龄结构与倒U形人力资源市场匹配所产生的反差背景下，如何解决中国的结构性就业矛盾？

第一，政策工具箱的充实与贯通。我们首先需要转变一个传统观念。过去，宏观经济调控部门在涉及就业时，认为只要通过刺激经济、创造足够的需求，使经济回到潜在增长水平，就能消除周期性失业，实现充分就业，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然而，在经历了如疫情等冲击后，即使采取了刺激性政策，经济有所恢复，可能面临的却是更高的自然失业水平。这是因为短期冲击叠加人口结构新特征，如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年龄人口趋于U字形分布，都可能影响就业市场的恢复。因此，仅仅依赖原有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是不够的，还需要结合公共就业服务、劳动力市场功能完善，以及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等其他政策工具。

这意味着，结构性改革手段与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工具应相互结合，长期的工具与短期的工具应协同发挥作用，共同构成一揽子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这就是说，除了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标准政策工具应对周期性失业外，我们还应扩充和贯通长期化政策工具以应对结构性矛盾，降低自然失业率。

第二，从结构入手释放总量潜力。我们都说就业总量问题得到了缓解，但事实上，劳动力总量过多对应着岗位不足的问题得以缓解，但又变成劳动力总量过少以致出现劳动力短缺问题。无论偏多或偏少，皆非理想状态。因此，解决总量短缺同样需要改革，并将其作为政策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数据上看，无论是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人群还是实际就业的城乡劳动者，其数量都正在从正增长转变为零增长，进而进入负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数量已经呈现负增长，我们仍然有可能实现城镇就业的正增长。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路径可以有以下三个：通过促进劳动力的有效流动和配置，挖掘劳动力（转移）供给潜力；转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新动能，因为靠投入劳动力和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终究不可持续，要实现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以人力资本质量替代劳动力数量，包括加强人力资本的培养、提升劳动者的技能水平等方面。

面对挑战和机遇，我们现在需要建立新的人力资本培养机制，以推动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众所周知，卫星发射过程中需要多级火箭的推进，而在人力资本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过程中，第一级火箭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当其效应递减的时候，我们实施了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这两者的作用力仅能维持一段时间，因为它们的效果都是一次性的。因此，未来迫切需要第三级人力资本火箭来持续推动经济发展。我们需要以劳动力质量、创业能力、创新力等新要素形式，促进要素新组合，形成新质生产力。

内容来源：理论周刊

责任编辑：韩俊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