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上观新闻

中国传统启蒙教育开启的时间往往较早。曾国藩为训勉子弟作了一篇文章《圣哲画像记》，开头说“国藩志学不早”。其实，他五岁开始读经典，十岁左右就背完九经（五经加上公羊、谷梁、仪礼、周礼），以后优游经史子集“毫无障碍”。

有研究显示，很多清末民初著名学人的始学年龄从四岁到七岁不等。四岁启蒙的有梁启超、赵元任和罗家伦等人，五岁启蒙的有吴昌硕、丁文江、徐志摩、朱自清等人，六岁启蒙的有黄宾虹、蔡元培、章炳麟、陈独秀、蒋梦麟、陈寅恪、梁漱溟、蒋廷黻、林语堂、傅斯年、傅抱石、唐君毅等人，七岁启蒙的有严复、王国维、鲁迅、钱穆、吴大猷等人……

中国传统启蒙教育先是一种人格养成教育。人品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人品养成了，具备了做人的智慧，启蒙教育的基本目的就算实现了。《周易·蒙卦》提出“蒙以养正，圣功也”，即强调通过启蒙教育涵养先天具备的浩然正气，培养积极正面的健康心态，摒弃负面消极的丑陋习气。

中国传统启蒙教育大体以圣贤经典为教材。经为恒常，典是典范。蒙学读经典就像练习书法伊始临摹王羲之、颜真卿等大师法帖，可谓起点极高。

经典的内容是永恒而优雅的，直通性灵。看惯了“第二流”的东西，要再向上追进一步，因为已经横亘了许多庸俗浅薄之见，反而会觉得特别困难。所以，下童子功最好“一步登天”，以圣贤经典为教材。

清代学者唐彪在《读书作文谱》中说：“凡人一切所为，生不如熟，熟不如极熟，极熟则能变化推广，纵横高下，无乎不宜。读书作文之理贵于熟，何待言哉！”唐彪的《家塾教学法》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部以“教学法”命名的教育学理论著作，特别强调熟背经典。

教育家梅贻琦自幼熟读文史，曾言“谁背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想来，他必是小时候下过童子功，整本书整本书地背熟了各类国学经典。

一些人批评古人背诵经典是死记硬背，却不知前人背诵的是最有价值的经典。文学家冯至说：“我在幼年时背诵过一部《论语》，半部《诗经》，当时的确很痛苦，在那些费解的字句里消磨了我许多美好的童年，可是成年后，渐渐了解其中的意义，也像吃橄榄一般，苦后有余甘，如今我并不后悔在儿时读了那一部半书。”

为了读好经典，中国传统启蒙教育常采用吟诵、吟唱的方法，把相对枯燥的经典学习乃至略显严格的道德养成变成充满趣味的艺术熏陶和参与过程。据说，孔子曾把《诗经》中的每首诗都配上音乐，让孔门弟子一面读书、一面唱诗，正所谓“弦歌不辍”。其实，很多作为蒙学教材的经典本身就是上佳的文艺作品，有韵律、有诗意，读起来朗朗上口。

中国传统启蒙教育认为，诵读是读书的一道功夫，是童子功的入门之法。学童读书要出声，甚至大声朗读，先慢后快，自出抑扬顿挫之音，每日复读不辍；要以平常心读书，不可着意，读熟后再深探其意。实践证明，儿童记忆力强，日复一日不断诵读，文辞植根于心，稍事解释便内化。

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也认为，小孩子应该利用记忆力强的优势，多记忆、多背诵。她感言：“我早年背诵《论语》并不理解，但在我以后的人生路程中，遭逢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会忽然理解了《论语》中的某些话，越发体悟小时候背书真是很有道理的。”

（作者：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 周光凡）

原标题：《学林随笔｜透过梁启超、朱自清、蔡元培、鲁迅等人，看儿童最佳启蒙年龄》

栏目主编：王珍 题图来源：图虫 图片编辑：曹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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