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阿Q正传》写的是一个落后、愚昧的贫苦农民，明明被侮辱、被损害、被摧残，仍然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麻醉。1921年一出现就被茅盾在《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二期上说，我们在这阿Q身上看见中国人的品性的结晶，如用一句笼统的话来说，则这阿Q实在是“中国国民性的典型”。茅盾还将之比作俄国大作家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其实奥勃洛摩夫是个贵族，因为特权，养尊处优、懒惰，失去了生活能力。列宁曾评价此书云：虽然时代已经过去，但“老奥勃洛摩夫”仍在我们当中。将之与阿Q类比，在逻辑上属于无类比附。但是，由于阿Q在艺术上划时代的成就，阿Q的精神胜利法即中国国民性之说，广泛流传。鲁迅在1925年《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也说：“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阿Q特殊的典型性的确超越了落后农民的具体身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成为比较普遍的精神现象。特别是晚清，封闭的“天朝大国”屡屡遭受列强侵凌，屡战屡败，国辱民耻，某些习惯以天朝大国自居之官僚士大夫曾以所谓东方“精神文明”高于西方坚甲利炮之“物质文明”以麻木自慰。故阿Q的精神胜利法作为特定时代的某种精神气候的概括，有相当的深邃性，但是在长期的流行中，阿Q精神现象的典型性概括，在内涵和外延上，逐渐扩大到超越时代和阶层，成为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典型共名”。

但是，国民“劣根性”之说，并不符合鲁迅全部作品的实际，在逻辑上属于以偏概全。他笔下的农民，如祥林嫂，虽然不觉悟、迷信，但也有反抗，至死仍有怀疑。长妈妈更迷信，但是也很善良。在《社戏》中，那些农民小伙伴，还有阿八公公，都很朴实，鲁迅笔端都富于诗意，根本不存在任何精神胜利法的自我麻醉。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以批判鲁迅闻名的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中还是说，阿Q表现了“中国人病态的国民性”，中国人是“不假思索，莫名其妙地生，莫名其妙地死”。

这种国民“劣根性”的混乱至今没有得到澄清，实在令吾人惭愧莫名。

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孤立地提出国民“劣根性”，从理论上看就是片面的。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乃是，一切自然、社会、思想都是与对立面处于统一体中。所谓“劣根性”，应该是与“优根性”既相矛盾，又处于统一体中。纵观鲁迅的著作，不但有国民性的批判，也有对中华英雄气概的歌颂，最明显的就是《记念刘和珍君》，写的是中国女性在军阀政府枪弹面前的英勇无畏，而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则赞美了为理想而牺牲的柔石和殷夫等左联五烈士。他转述的殷夫意译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拋”，至今脍炙人口。

其实，鲁迅主观上也有表现中国人的英雄主义初心。1932年，陈赓到上海养伤，与地下工作同志讲述红军艰巨卓绝的英雄斗争，这些故事被详细整理记录且油印出来，鲁迅读后很是感动，希望见到这位红军将领。在冯雪峰等人陪同下，当年11月，陈赓两次秘密来到鲁迅家中，讲述红军的战斗经历。说到鄂豫皖军事态势时，鲁迅还请陈赓画出简图。深受感动的鲁迅遂有创作红军英勇斗争的中篇小说的动机，想如苏联当时大作家绥拉菲摩维奇那样，写一部中国式的《铁流》。可惜由于缺乏直接生活体验而未果。这就说明，鲁迅并不绝对认为阿Q的自我麻醉就是中国国民性的全部。与“劣根性”相对的还有“优根性”，那就是英雄主义的至大至刚。这一点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得很明白：“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实践真理论水乳交融地结合着的。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历史实践证明，中国人的“优根性”是占着主导方面的。《阿Q正传》的时代背景乃是辛亥革命前后。其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多次武装起义，拋头颅，洒热血，大义凛然，气贯长虹，文化精英血荐轩辕。鲁迅、蔡元培都参加过敢死队。福州三坊七巷就走出了严复，发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民族危亡的警世醒言。而林觉民则将火药藏在棺木中，赴广州黄花岗起义，留下了《与妻书》这一感天动地的赴死遗书。中华民族的“优根性”并非昙花一现，而是贯穿在中华几千年历史之中。纵观一部百年现代革命历史，就是英雄辈出，为民族复兴、浴火涅槃的历史。就在钱杏邨为文之际，土地革命战争正在福建西部如火如荼，呈星火燎原之势。为了红色梦想，仅仅是上杭县才溪村四千青少年，就有三千多名放下了锄头，走上了浴血奋战的前线。牺牲在战场上的竟然有一千一百位之多。有名有姓的三兄弟，老大牺牲了，老二参军，老二牺牲了，老三义无反顾，前仆后继，慷慨赴义。老大还身绑手榴弹，与敌人的碉堡同归于尽。至今，闽西才溪第一模范乡毛主席题字的“光荣亭”依然流光溢彩。如此英烈居然鲜为人知，以致日后黄继光的事迹要从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马特洛索夫那里找到根源。当年许多出生入死的农民英杰，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但是，就是直到今天，仍然有学者根据西方理论把阿Q阐释为中国“民族国家寓言”。这种自卑感的根源是，西方列强政治上、军事上和文化理论上的强势，百年来长驱直入，文化自卑遂成痼疾顽症至今未能根治。

其实，所谓国民“劣根性”，从内部矛盾而言，当与其“优根性”相对，从其外在关系乃是与世界各民族相比。也就是说，世界各民族文化皆有其优越与局限。欧美各民族固然有其优长，但是其掠夺殖民地、贩卖黑奴、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绝灭，那样的民族“劣根性”，为什么在理论上成为盲点，至今还没有将之与阿Q的精神麻木相比的自觉？

这里有个历史转折期的宏观视野问题。

我们处在一个划时代的分水岭上。五四运动过去了一个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革命实践的胜利把中华民族提升到伟大复兴的制高点上。我们已经不是五四时期那个被侮辱被损害、任列强宰割的“东亚病夫”。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已经告别了弱势，具备了对欧美发达国家说“不”的自信和自尊。我们历史的使命，已经不同于五四先驱。当年是彻底批判传统文化，如今则是总结历史经验，进行具体分析。当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对旧文化的批判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免不了历史的片面性。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方法上有缺点：“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其特点就是绝对化，就产生胡适的全盘西化，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王明的全盘“布尔什维克化”。其实质乃是民族文化的自卑。阿Q被论断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和当年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一样，已经被历史无情地证伪，中华民族的“优根性”——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至大至刚的新时代的“正气歌”，正响遏行云，民族文化的自卑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胜利而荡涤，见证这个空前的伟大的历史转折，这是我们的幸运。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