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股就看金麒麟分析师研报，权威，专业，及时，全面，助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个人养老金，激励政策，海外经验

2024年12月10日，人社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由试点地区铺开至全国范畴。然而，根据人社部所公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11月末，我国共有7279万人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但个人养老金实际缴存人数仅占开户人数的22%，个人养老金发展面临“开户多、缴费少”的窘境。为了了解境外经济体如何通过各种政策激励居民参与养老金第三支柱的养老财富积累，我们选择了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经济体进行考察。

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建立养老金第三支柱的经济体，都配套出台了相关的税收优惠或补贴政策激励居民参与养老金第三支柱。因此，本文深入分析了境外主要经济体在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方面实施的税收优惠或补贴政策情况，以便于为我国更好发展个人养老金、构建更合理有效的个人养老金政策体系提供借鉴。根据境外经验，未来我国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提升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积极性：

第一，优化个人养老金领取过程中一刀切的“3%”个税计征要求，对于退休后收入较少的居民，在领取个人养老金时适用0%的个税税率，从而吸引更多居民将资金投入个人养老金账户中。未来，为了激励更多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缴费，解决“开户多、缴费少”的窘境，可以考虑在居民领取个人养老金时，按居民当期实际收入来确定其个税征缴税率，且最低个税税率可低至0%。

第二，可以考虑动态参照CPI等指标定期调整个人养老金税优额度上限，并根据居民养老金第二支柱参与情况、个人实际收入或支出情况设置差异化的税收优惠额度。在动态调整税收优惠额度方面，美国国税局每年都会根据通胀率来决定IRA账户的税优上限是否进行调整，以避免通胀率上行后IRA账户税优额度出现实际“缩水”。在差异化的税收优惠额度方面，日本将税收优惠额度和参与者的收入水平、职业类型以及第二支柱养老金参与情况等多因素挂钩，以期体系化布局养老金三支柱税优政策、提升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平性，进而能将有限的养老金积累税式支出让渡于需求更迫切且效用更大的中低收入群体。

第三，未来可以考虑对低收入群体参与个人养老金财富储备适当采取资金补贴支持。为了保证我国不会由于个人养老金补贴政策出现更多财政支出压力，同时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可以考虑采用两方面措施：一是可以考虑通过差异化税收优惠额度的方式，相应调减高收入人群的税收优惠，将相关税式支出转移至低收入人群补贴之中。二是可以参考德国李斯特养老金的做法，要求个人若希望获取补贴，应当同时向个人养老金账户中配缴部分资金。

2024年12月10日，人社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将个人养老金实施范围从36个先行城市（地区）扩大到全国。根据人社部所公布的数据[1]，截至2024年11月末，我国共有7279万人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但个人养老金实际缴存人数仅占开户人数的22%，个人养老金发展面临“开户多、缴费少”的窘境。

从境外主要经济体的经验来看，税收优惠或补贴政策是促进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的重要推动力量。绝大多数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的经济体，都配套出台了相关的税收优惠或补贴政策，以激励居民积极参与个人养老金（OECD，2024）。在此背景下，本文分析了境外主要经济体在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方面实施的税收优惠或补贴政策情况，以便于为我国更好发展个人养老金、构建更合理有效的个人养老金政策体系提供借鉴。

一、税收优惠或补贴政策对发展个人养老金的影响

在学术层面，境外已有较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税收优惠或补贴政策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的养老储蓄规模。Poterba(1996)利用美国居民数据，验证了实施具有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的IRA计划，可以有效提高居民个人退休账户覆盖面，以及促进居民净储蓄资产的增加。Ertugrul et al. (2018)在梳理土耳其个人养老金的各种激励措施时指出，税收优惠和直接补贴均能促进居民增加个人养老金的缴存规模，但直接补贴的效果更好。Marc et al. (2020)以澳大利亚为样本，发现税收优惠额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居民参与养老金储蓄的积极性。

在提高养老储蓄规模的影响路径上，部分学者认为养老储蓄的增长来自于私人储蓄的转移，部分学者则认为税收优惠或补贴政策增加了包括养老储蓄在内的居民整体储蓄。Banks和Diamond（2010）强调了实施税收优惠对提高养老储蓄的重要性，其认为由于居民在储蓄习惯上的差异性，有些人偏好私人储蓄、有些人偏好养老储蓄，需要政府通过引导手段介入，以帮助居民更好进行养老储蓄。Attanasio（2003）的研究显示，美国个人退休账户增加的储蓄中，最多只有9%是居民储蓄的净增加，超过90%的缴费是其他账户内的资金转移。与之相对应，Barry和Gary（2004）根据美国各州个人养老储蓄和总储蓄规模数据的对比，发现个人养老金计划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助于增加居民的总储蓄，且养老储蓄的增加额度并非主要来自于其他账户内资金的转移。Börsch- Supan et al. (2012)的研究也发现，德国政府对李斯特养老金的补贴模式，能有效促进居民养老储蓄的增加，而非仅仅将存量的私人储蓄转移至养老储蓄中。

在实践中，为了鼓励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计划、提高养老储蓄的规模，大多数OECD经济体已出台了相关的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政策。

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根据OECD梳理，按照养老金第三支柱资金在缴存、投资和领取阶段享受税收减免方式的不同，存在7种主要的不同税收优惠模式。为了便于理解，OECD将养老金第三支柱资金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免税（Exempt）和征税（Tax）政策作为缩写予以表示。以各经济体采用的最为普遍税优模式EET为例，其含义即为在养老金第三支柱缴税和投资环节免税，在领取环节再征税的税收优惠模式。

在补贴政策方面，根据OECD（2024）的统计，截至2023年末，共有17个OECD经济体对居民参与养老金第三支柱采取了财政补贴的支持政策。具体来看，常见的补贴政策包括匹配补贴和直接补贴两种模式：

一是匹配补贴，匹配补贴即政府根据居民向养老金第三支柱自主缴纳资金规模的多寡，匹配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实践中，常见的匹配比例有20%（哥伦比亚、捷克、匈牙利）和50%（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两种。

二是直接补贴，直接补贴是无论居民向养老金第三支柱缴纳资金多寡，政府均会直接向居民养老金第三支柱账户发放一定规模的资金补贴。此类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德国，德国政府对于所有参与李斯特养老金（德国养老金第三支柱）计划的居民，政府每年都会直接向其李斯特账户内发放175欧元的普惠性财政补贴。同时，德国政府还会根据不同家庭儿童数量再在里斯特养老金账户内发放额外金额的补贴。

二、境外经济体养老金第三支柱税收优惠或补贴政策实践

为了更好地考察境外经济体以税收优惠或补贴政策支持养老金第三支柱资金积累情况，本文选择了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体，对其税收优惠或补贴政策进行分析，以便为我国更好地通过政策激励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提供借鉴。

2.1 美国

美国的养老金第三支柱主要为IRA账户制度。按照缴费主体、缴费模式等要素的不同，IRA账户可以分为传统IRA、罗斯IRA、SEP IRA和SIMPLE IRA四种。其中，传统IRA和罗斯IRA占到了美国IRA账户总数的93%以上，这两种IRA账户均以税收优惠作为吸引居民参与IRA计划的着力点。

在税收优惠方式方面，传统IRA、罗斯IRA分别采用EET和TEE的税收优惠政策。具体来看，对于传统IRA，居民缴存的金额可以抵减当年的个人应税收入，在居民达到退休年龄（59.5岁之后）提取账户积累资金时，会按照提取当期个人收入所得对应的税率征税。但是，居民若在退休前取用账户内的款项（包括本金及投资收益），将会面临支取金额10%的惩罚性税收。对于罗斯IRA，由于其采用TEE税优模式，因此居民存入罗斯IRA账户的资金均为税后收入，故而居民在投资阶段和领取阶段均免税。罗斯IRA账户内的本金可以不受年龄限制随时提取，但账户内的投资收益若在居民账户设立5年内或退休前支取，同样会面临支取金额10%的惩罚性税收。

从可以享受的税收优惠来看，两类IRA计划的主要区别在于不同阶段总收入所对应的税率。若居民当前的收入较高，对应的税率也较高，则选择传统IRA计划能实现更高的税收优惠，反之则应该选择罗斯型IRA。

在税收优惠额度上限（以下简称“税优上限”）方面，传统IRA、罗斯型IRA两者共用同一税优上限，即对于同时开立传统IRA账户、罗斯型IRA账户的居民，两个账户当年合计缴存金额不能超过每年的税优上限。从具体金额上限来看，在1974年立法通过传统IRA制度之初，居民可参与的最高额度每年仅有1500美元（1975年至1981年），但截至2024年末，这一额度已调高至每年7000美元。同时，从2002年开始美国IRA账户还为50岁及以上人员增设了附加的优惠额度，2024年这一附加额度为1000美元，即50岁及以上人员每年IRA额度为8000美元。

事实上，美国国税局（IRS）每年都会根据通胀膨胀对包括IRA计划在内数十项税收条款的门槛、额度等进行调整。2018年之前，IRS主要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作为调整标准，但随着2017年《减税和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 TCJA）的出台，IRS转变为以链式消费者物价指数（Chained Consumer Price Index）作为各类税收条款的调整标准。对比美国通胀率和IRA税优上限来看，1975年至2024年期间，美国CPI的年均增速为3.77%，而IRA的税收优惠上限额度年均提升幅度为3.19%，两者的年均增速基本匹配。 

此外，美国居民的职业年金、婚姻状态、申报模式、年收入等因素也会影响居民对IRA的参与规模。其中，对于传统IRA主要影响税优额度，对于罗斯IRA主要影响可缴存额度。以参与职业养老金计划（如401K计划）、已婚且采取家庭联合申报纳税模式、调整后年收入（Modified adjusted gross income, MAGI）在12万美元以下、年龄为40岁的居民为例，一般其参与传统IRA在2025年可享受的税收优惠额度为最高的7000美元，但如果其MAGI超过14.3万美元，其2024年可享受的IRA税收优惠额度则为0。

而对于罗斯IRA，由于居民缴存的均为税后收入，且存入账户的资金可以免除资本利得税，因此对于居民而言亦是较好的省税工具。在此背景下，为了避免罗斯IRA账户被高收入群体作为避税工具，同时将更多税收优惠面向低收入群体，监管部门也对不同家庭条件的居民设置了不同的可缴存额度。以单身、MAGI年收入小于15万美元、年龄为55岁的居民为例，其2025年向罗斯IRA账户内最高可缴存的金额为8000美元。

（二）日本

日本对养老金第三支柱的激励政策以税收优惠为主，主要围绕个人定额供款养老金计划（Individual-Type Defined Contribution，以下简称“iDeCo”）和个人储蓄账户计划（Nippon 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以下简称“NISA”）展开。

日本iDeCo计划和NISA计划分别采用EET和TEE两种税优政策，但两者在缴费额度、税优条款等方面相较于美国IRA计划更具灵活性。 

对于iDeCo计划，日本政府对不同职业的参与者设置了不同的税优额度。iDeCo计划基本覆盖了日本20至60岁、参与基本养老保险的全体居民，但为了控制收入差距，促进低收入群体更好享受税收优惠的福利，其根据不同职业将iDeCo计划参与者划分为三类，并分别设置了不同的税优额度：第一类参与者，包括农民、学生、个体工商户等自雇者，其iDeCo计划的税优上限为每月68000日元；第二类参与者，包括一般企业员工、公务员等，其iDeCo计划的税优上限为每月12000-23000日元；第三类参与者，主要包括家庭主妇等，其iDeCo计划的税优上限为每月23000日元。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采取EET模式的iDeCo计划在领取阶段需要缴税，但日本政府也为不同领取模式的参与者设置了领取时不一样的缴税扣除额。

对于采用一次性领取方式的参与者，其在领取iDeCo计划积累资金时，其缴税扣除额需要根据参与者工作年限来确定：若参与者工作时长在20年及以下，其领取缴税时可享受的扣除额度为每年40万日元；若参与者工作时长在20年以上，那么在享受800万日元基础抵扣额之上，工作时间每增加一年，其可享受的扣除额度还可增加70万日元。最终参与者的应税金额应为退休收入减去抵扣额后的二分之一，并根据对应的税率进行征税。

对于采用年金的方式定期领取的参与者，在领取阶段则需要将当期iDeCo计划的领取所得与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等一起作为其他收入，在计算专项扣除后再根据参与者收入所对应的税率进行计税。专项扣除包括基本专项扣除（每年48万日元）和公共养老金专项扣除（65岁以下参与者每年为60万日元，65岁及以上参与者每年为110万日元）。

对于NISA计划，由于其采用了TEE的税优模式，因此其税收优惠主要针对资本利得税减免而非个人所得税。NISA于2014年1月1日推出，日本所有20岁以上的居民[2]，无论是否参与基本养老保险，均可以参与该计划。在投资阶段，通过NISA计划账户内的资金开展投资，产生的收益可以免除约20%的资本利得税，并全部作为利润留存。考虑到日本居民本身具有较强的储蓄和投资需求，因此NISA计划在推出之初就吸引了大批居民参与。截至2024年3月末，日本iDeCo计划的参与人数为328万人，而NISA计划的参与人数为1620万人，两者合计约占日本劳动人口数量的26%。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美国传统IRA和罗斯IRA需要共享税收优惠额度的情况，NISA计划的税收优惠额度与iDeCo计划相互独立。在2024年1月日本监管扩围、修订NISA计划的规则后，现行的NISA计划分为成长投资NISA和定投NISA两种。其中，成长投资NISA每年最高缴存额度为240万日元，累计缴存上限为1200万日元，可以投资于股票、ETF等基金；定投NISA每年最高缴存额度为120万日元，累计缴存上限为600万日元，但只能投资于限于符合日本金融厅准入标准的信托产品。

（三）英国

英国对养老金第三支柱的激励政策也以税收优惠为主，主要围绕自主投资性的个人养老金计划（Self-Invested Personal Pension，以下简称“SIPP”）展开。

在税收优惠方面，英国SIPP计划类似于EET模式和TEE模式的结合。一方面，SIPP计划在缴存阶段为居民提供税收减免。但与美国传统IRA计划直接根据缴存金额减免相应税收不同，英国SIPP计划属于税收返还模式，即居民将其纳税后的收入缴存至SIPP计划账户后，由SIPP计划供应商[3]向英国税务海关总署（HMRC）申请税收减免，通常在6-11周后HMRC会将减免的金额返还至SIPP计划账户。以适用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的居民为例，若居民将税后收入中的800英镑存入SIPP计划账户，经供应商自动申请后，HMRC会将减免的200英镑转入该居民的SIPP计划账户中，最终账户总缴存金额为1000英镑。

另一方面，SIPP计划在领取阶段也提供部分税收优惠。具体而言，在居民进入养老金领取阶段时，养老金账户总价值25%的部分可以自由免税领取，但剩余75%的金额则会根据领取时个人收入对应的税率纳税。

在税优上限方面，2023年4月，HMRC取消了此前每人107万英镑的终身税优上限，并将年度税收优惠额度的上限由4万英镑提高至6万英镑，以此进一步加大对养老金的税优支持力度，该政策于2024年财年开始正式实施。在此背景下，对于2024-2025纳税年度，居民每年可将其收入的100%或6万英镑中的孰低值缴存至SIPP计划账户并享受税收优惠。

值得注意的，HMRC还规定了几种可能影响居民当年税优上限的情况：一是过往年度免税额度结转。居民可以将前三年未使用完的税收优惠额度结转至当年使用，以便于居民可以根据其历年收入情况更灵活的使用税优额度。二是对适当降低高收入群体的税收优惠额度。对于年收入超过26万英镑的高收入群体，将会逐步适当降低其税收优惠额度；对于年收入超过38万英镑的超高收入群体而言，其将不再享有税收优惠额度。即对于这部分高收入群体而言，其年收入超过26万英镑的部分，将按照超过规模的1/2计算税收优惠额度规模。例如，若某居民年收入为30万英镑，则其年度税收优惠额度将下降至4万英镑。

（四）德国

德国对居民参与养老金第三支柱的激励则是以补贴政策为主、税收优惠为辅，主要围绕李斯特养老金（Riester-Rente）展开。

在资金补贴方面，德国李斯特养老金的资金补贴主要包括基础补贴、子女补贴和特别补贴三种类型。其中，基础补贴面向所有参加居民，任何参与李斯特养老金制度的居民，德国政府每年都会向其李斯特账户中支付普惠性的基本补贴，相关补贴额度已由2002年的每年38欧元提升至2024年的每年175欧元。子女补贴则面向抚养儿童的家庭，截至2024年末，父母双方中的一方每年可以获得每名儿童185欧元（适用于2007年底前出生的儿童）或300欧元（适用于2008年后出生的儿童）的养老金补贴，此项补贴一直持续发放至孩子可以独立取得收入或 25 周岁为止。特别补贴主要面向25岁及以下参与李斯特养老金的群体，为了培养年轻人进行养老财富储备的习惯，只要其开立李斯特养老金账户，就可以获得200欧元的一次性补贴。

值得注意的是，领取资金补贴的前提是居民需要向李斯特养老金账户中缴存相应的金额，若居民只是开立李斯特账户而不缴存金额，则亦无法获得补贴。具体来看，居民的李斯特养老金账户当年所积累的新缴存资金应当达到上一年收入4%和2100欧元中的孰低值才能领取全部补贴，新缴存资金的口径既包括了居民自己个人缴存金额，亦包括了政府补贴资金。以年收入为30000欧元、子女数量为2（2008年后出生）的个人为例，其获取资金补贴的最低缴存金额为1200欧元，每年可获取的补贴为775欧元，因此个人实际仅需要缴存425欧元即可获得775欧元的养老金补贴，当年李斯特账户所积累的金额为1200欧元。若个人缴存金额未达到最低缴存额，则按比例缩减其可获得的资金补贴。如在上述案例中，若个人仅缴存了255欧元（最低缴存额的60%），可获得的资金补贴也将缩减为465欧元，当年账户缴存金额为720欧元。

在税收优惠方面，李斯特养老金属于典型的EET模式，但在税收优惠额度上需要综合考虑个人缴存金额和政府补贴两个部分。具体而言，截至2024年末，居民缴存李斯特养老金可享受的税收优惠上限为2100欧元，但实际可享受的税收优惠额度为扣除政府补贴后的金额。例如，若居民当年获得的政府补贴金额为475欧元，则其可享受税收优惠的上限即为1625欧元。对于高收入人群而言，由于税收抵扣额可能大于直接补贴额，因此其更倾向于选择税收优惠的激励方式。

从实施效果来看，李斯特养老金2002年正式推出后，2003年末参与人数即达到140万人，而到2008年末参与人数已增长至1210万人[4]，参与居民数量的年均增速高达71.46%，远高于美国IRA计划推出时的增速。根据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末，共有1551万人参与李斯特养老金，约是德国劳动人口数量的三分之一。

三、境外个人养老金激励政策的经验总结和政策建议

总的来看，为了加强养老财富储备、激活居民参加养老金第三支柱的积极性，大多数境外经济体在税收优惠或补贴政策的设计上较为类似，均围绕多样化的税收优惠模式、灵活适度的税优额度、适当给与低收入群体补贴等展开。未来，我国亦可以参照国际经验，进一步优化个人养老金的激励政策，以更好吸引居民积累养老财富。

第一，优化个人养老金领取过程中一刀切的“3%”个税计征要求，对于退休后收入较少的居民，在领取个人养老金时适用0%的个税税率，从而吸引更多居民将资金投入个人养老金账户中。从海外国家的经验来看，无论是实施EET模式还是TEE模式，在养老金第三支柱账户资金的领取阶段一般均按居民当期的收入水平对应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对于以EET模式为主的国家，若居民在退休领取时收入较低、未达到个税起征点，其参与个人养老金实际上类似于EEE模式的效果，可以充分享受税收优惠带来的好处。此外，日本还针对不同领取方式给与居民不同的当期个税税收抵扣额度，在鼓励居民采取分期领取模式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的吸引力。当前，在我国目前的个人养老金制度下，居民退休或达到领取条件后，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在领取时将统一按3%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由此，导致缴费期个税边际税率不及3%的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事实上会带来额外的个税压力。未来，为了激励更多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缴费，解决“开户多、缴费少”的窘境，可以考虑在居民领取个人养老金时，按居民当期实际收入来确定其个税征缴税率，且最低个税税率可低至0%。

第二，可以考虑参照CPI等指标定期调整个人养老金税优额度上限，并根据居民养老金第二支柱参与情况、个人实际收入或支出情况设置差异化的税收优惠额度。在动态调整税收优惠额度方面，从上述经济体的经验来看，养老金第三支柱的税收优惠额度均会参照多方面因素进行定期调整。以美国为例，美国国税局每年都会根据通胀率来决定IRA账户的税优上限是否进行调整，以避免通胀率上行后IRA账户税优额度出现实际“缩水”。在差异化的税收优惠额度方面，美国、日本、英国等均对高收入群体实施了更低的税收优惠额度，其中日本更是将税收优惠额度和参与者的收入水平、职业类型以及第二支柱养老金参与情况等多因素挂钩，以期体系化布局养老金三支柱税优政策、提升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平性，进而也能将有限的养老金积累税式支出 让渡于需求更迫切且效用更大的中低收入群体。

第三，未来可以考虑对低收入群体参与个人养老金财富储备适当采取资金补贴支持。以德国为例，德国的李斯特养老金通过采取直接补贴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快速提升了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的意愿和力度。事实上，对于长期处于个税起征点以下的低收入群体而言，其参与养老金第三支柱几乎难以享受税收优惠。然而，这部分群体往往是大多数经济体推动养老资金储备的重点对象。对于这些群体而言，若希望激励其参与养老金第三支柱，资金补贴政策将会比税收优惠政策更加有效。但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一般的税收优惠，资金补贴会给政府部门带来额外的税式支出。因此各地在通过补贴政策激励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时，需要综合考虑税式支出和财政收支的平衡，防范激励过度对政府带来的资金压力，可以考虑采用差异化税收优惠额度的方式。未来，为了保证我国不会由于个人养老金补贴政策出现更多的财政支出压力，同时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可以考虑采用两方面措施：一是可以考虑通过差异化税收优惠额度的方式，相应调减高收入人群的税收优惠，将相关税式支出转移至低收入人群补贴之中。二是可以参考德国李斯特养老金的做法，要求个人若希望获取补贴应当同时向个人养老金账户中配缴部分资金。

参考文献：

[1] Brsch-Supan, Axel H. ,  M. Coppola , and  A. Reil-Held . "Riester Pensions in Germany: Design, Dynamics, Targetting Success and Crowding-In."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 Erturul, Hasan Murat ,  P. F. Gebeolu , and  B. S. Atasoy . "Mind the Gap: Turkish Case Study of Policy Change in Private Pension Schemes." Borsa Istanbul Review (2017).

[3] Banks, James W. , and  P. A. Diamond . "The base for direct taxation."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08).

[4] Chan, Marc K. , et al. "Income and Saving Responses to Tax Incentives for Private Retirement Savings."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20).

[5] Poterba, James M., Steven F. Venti, and David A. Wise. 1996. "How Retirement Saving Programs Increase Sav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0 (4): 91–112

[6] Bosworth, Barry & Burtless, Gary. (2004). Pension Reform and Saving. National Tax Journal. 57. 10.17310/ntj.2004.3.11.

[7] Attanasio O , Deleire T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National Saving[J]. 2003(481).

[8] OECD Pensions Outlook 2024，OECD，2024。

注：

[1]资料来源：个人养老金推广需撬动资金缴存意愿，上海证券报 [EB/OL]， 2024/11/26[2024/09/23]，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411/26/t20241126_39215184.shtml。

[2]从2024年开始，已推广至所有18岁以上的居民。

[3]SIPP计划是基于信托关系建立的养老金计划，因此个人开立SIPP计划账户需要选择相应的供应商。个人养老金提供商包括寿险公司、基金公司、平台和特殊的养老金管理机构。

[4]资料来源：Introduction of the “Riester Pension”，Germany History [EB/OL]， 2024/12/20[2024/12/31]，https://germanhistorydocs.org/en/a-new-germany-1990-2023/introduction-of-the-riester-pension-may-11-2001。

[5] 

指政府在实施财政优惠政策时所让渡出的财政收入，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财政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