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金融圈消息引发广泛关注。近日，兴业银行私人银行在微信公众号发文，宣传其将展开“2025菁英实习计划”，高净值客户可通过高额存款，为子女换取名企实习机会。

具体而言，若新客户存入资金1000万元以上，或原私人银行客户新增资金500万元以上，即可让子女进入知名企业机构实习。企业名单包括摩根大通、中金资本、谷歌、微软、字节跳动等，覆盖金融、互联网、咨询、快消、传媒、汽车等多个热门行业。

兴业银行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菁英企业实习计划”

5月26日，有媒体向兴业私人银行方面确认，该实习计划存在，报名已于上周结束。

考虑到202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1222万人，以及当下就业竞争激烈的现实，“存款换实习”的消息显得尤为刺眼。因为这样的“明规则”，损害了社会公正性。

和普通的储蓄与理财服务不同，私人银行主要针对存款百万级以上的客户，为其提供定制化的高端金融服务。有银行人士就表示，“存款换实习”不过是资源置换的商业操作。

但在就业竞争里，一个走快捷通道的人，势必剥夺其对手的机会空间。如果就业竞争也设置“金融VIP通道”，那影响就不仅局限在商业内部，而是损伤社会整体对于职业流动性和自我实现机会的期待。

这样的期待，本是我们的社会能够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源动力，不应容忍它受到破坏。

实习，就业内卷的卡位战

提前“卷实习”，在就业竞争中抢先身位，已经是当代大学生的共识。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38.9%的高校毕业生认为成功获得offer的关键条件是“有相关实习经历”，而就业前就有过一段及以上实习的毕业生占比达78.4%。

智联招聘《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

当就业压力提早渗透到大学生活，实习已经是一场“内卷”不亚于正式就业的预备赛。

有大学生在社交平台列出自己的规划：如果就业目标是进互联网大厂，那么大四时就应该具备级别相当的大厂实习经验，以此倒推，大一去“小厂”，大二或大三去“中厂”，每一环节不出错，才能最大程度实现目标。

“香饽饽”大厂也在不断前置校园招聘的“赛点”。一些头部互联网企业会在毕业年份的秋招、春招之前，通过上一学年的“暑期实习”提前掐尖。这样，求职者们要在毕业前一年的春季，过五关斩六将通过暑期实习选拔，而后争取转正——那么，留给“刷实习经验”的时间又更少。

在供需不平衡的情况下，付费实习的灰色产业链崛起。有媒体报道，一些大学生通过所谓“中介机构”介绍，花费数万元购买实习内推服务，结果遭遇打“黑工”、实习含金量低等等陷阱。

一家实习中介推出的收费项目，承诺“没有录用百分之百全额退款”

一切的一切，都折射出大学生由“就业—实习”链条传导来的焦虑与挣扎。或者更普遍而言，为了谋取一份好工作的苦恼。

当我们在讨论大学生的就业与实习时，所关注的母命题其实是“社会流动”，也即人们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机会。社会学者郑雅君在《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中，对出身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名校大学生，进行过这样的考察。

她提出，那些来自优势家庭的孩子在大学中往往处于“目标掌控”模式——出于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所奠定的习性，他们了解大学和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和非制度性规则，能根据自己的生涯目标确定努力的方向，如同持有迷宫的地形图入场。

而来自劣势家庭的孩子，则处于“直觉依赖”模式。那种“知道如何努力”的方向感，其实是阶级性的产物，而他们在家族中大多为第一代大学生。他们在大学中难以定位自我，陷入无目标状态，依靠直觉和旧有习惯度过大学生活。

现实的是，一些正在发生的事实告诉我们，在社会流动的竞争中，对于规则和路径的掌握，似乎要比努力更加重要。

“存款换实习”令人不适之处正在于此：在本已崎岖不平的“原生地形”上，它明目张胆地挑战社会共识，给那些拥有资源优势的人专开方便之门。

依靠资源优势先发制人、赢家通吃，无疑是大多数人不愿意看到也不能够接受的局面，也不符合国家层面提倡的方向。

商业VS公平

针对“存款换实习”事件，一些关联企业很快作出反应，否认其真实性。字节跳动声明称，实习岗位录用完全基于业务招聘需求，所有录用流程均需符合公司的标准和规范。中信建投则在官网声明，公司未与任何其他第三方建立任何形式的内推简历合作关系。

5月27日，兴业银行致歉称，其在推广过程中存在表述不完整的情况，该计划是面向高净值客户提供的增值服务，银行委托第三方机构执行，但申请人是否可获得实习机会，由面试企业最终决定。并且鉴于该项目引起争议，已决定对其暂停。

有财经媒体报道，私人银行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子女教育服务、实习机会、生活服务等，已成为行业“公开的秘密”。

上述人士对媒体表示，事实上，从孩子的基础教育阶段，如小学、中学的择校、选专业，到大学阶段的升学申请、论文写作、课业辅导，再到毕业后的实习和就业，“只要客户需要”，银行都会充分调动自身资源，满足客户个性化的需求。

金融机构之间也面临着激烈竞争，除了在财富管理、法税咨询等方面满足客户的硬性需求，还需要比拼“软性服务”。孙俪的热播剧《蛮好的人生》里，保险业务员为了给公司拉大客户，还需要帮客户的女儿搞定演唱会门票、处理客户家的一切感情纠纷。

这再一次体现了“高净值人群”在子女教育和社会化上的宽广选择，银行金融机构甚至以此为产品服务的卖点，为他们主动排忧解难。

只是，在就业竞争的公平性面前，银行如今的说辞是无法为自己辩驳的。

如果说为教育提供咨询服务，还属于“丰俭由人”的范围内——有能力的父母，能够为孩子创造更多的教育资源，这无可厚非。但锁定名企的实习机会，将其“明码标价”，未免扰动了另一个市场——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

譬如，金融、互联网、快消等跨行业实习“内推”，可能暴露出其中存在违反公开招聘程序、利益输送的问题。

2022年，腾讯曾经通报了16起关于舞弊行为的典型案例，其中有5起案件涉及企业员工勾结中介机构提供“付费实习”服务，这些涉事员工均已被公司解聘，其中2名员工因犯罪行为被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腾讯通报16起关于舞弊行为的典型案例，列出永不合作主体清单

行业巨头，在社会治理和行业规则的示范效应上影响深远。尽管我们不能要求企业的招聘像高考或国家公务员考试一样完全透明，但它们理应承担起“择优录取”的公平期待。这也说明，之所以字节跳动、中信建投等企业明确态度，是因为招聘程序公正与否，实在关乎企业的根本形象和信誉。

从更深远的意义来说，如果社会允许“存款换实习”的事件发生，那么唯资本论的“拼爹”逻辑会愈演愈烈。

美国经济学者马赛厄斯·德普克在著作《爱、金钱和孩子》里关注一个问题：在育儿行为中，为什么美国和中国的父母越来越权威、专断，但北欧的父母更为宽容？他揭示的答案是，如果教育的回报率越低（即收入不取决于教育水平）、教育机会越平等，父母会采取放任型的教养方式，如北欧；而教育回报率高、教育机会越不平等，父母则更激进，如中国和美国。

我们正处在一个教育竞争激烈的时代，近期与教育相关的一个热点是，许多县中的孩子在严格的时间控制下，已经失去了“如厕自由”。教育的投入，是以回报为指挥棒的，家长、孩子正焦虑于此。如果教育的回报出口——就业，并不遵循一套透明规则，那又谈何希望呢？

回到“存款换实习”事件，我们可以明确：即使作为一种商业自由行为，银行的增值服务也应该有其边界。这边界，就是社会公平的信任体系。

社会流动，也是社会希望

在对“存款换实习”事件的评论里，最危险的声音莫过于放弃质疑，认同现行习惯理所应当占据高地。

有的是以己度人，“如果我有一千万我也愿意这样做，觉得不公平的，咱们一起努力赚钱吧”。有的是唱衰，觉得有千万存款比考上985、211更难，“寒窗苦读几十年，凭什么比得过别人三代的积蓄”。

这体现了价值观上的分歧。我们的社会是应该更认可个人努力的禀赋，还是家庭积累的禀赋？

其实历史的进程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在中国，科举制被认为是最低限度确保社会公平的重要制度因素。原因无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行路径，鼓励每个人都葆有积极向上的希望，它使“教育—仕途—地位”形成闭环，稳定了读书人对社会的信心。而如果优质资源永远只在上层的牌桌，如门阀政治时期，带来的就是万马齐喑的局面。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现代化，从一个侧面看，都有一个从不流动或者流动极其有限的社会中挣脱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承认个人的努力有价值，而且具有各种天赋和才能的人，可以被社会设置遴选出来，调动其获得满足的本能，去帮助社会生产提高效率，推动创新。

当然，在社会进入财富与阶层分化的阶段，个人努力的强调，渐渐被家庭条件所限定。但这仍然不是默许甚至顺从于不公的理由。

如果我们将“起跑线”的希望放在父母而非孩子身上，认为“卷孩子不如卷父母”，就犹如把社会的动力放在昨天而非明天。

这当然是不正确的，甚至是有毒的。西方社会创新能力今天日益衰落，正是这种问题的积累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结果，比如美国的大学推荐信做法，就将许多没有强有力的社会关系的底层孩子挡在大门之外。

在社会机器高效运转之时，我们曾经陷入“优绩主义”的弊病，也就是以个人才能、努力和成绩来决定社会资源和地位的分配——这导致对失败的恐惧和对弱者的歧视，寒门学子会患上不敢停下来的“努力病”。但如果整个社会不相信努力和才能的作用，更会陷入一种犬儒式的冷寂：对一切失望，嘲讽理想和真诚，不愿意承担，也不相信希望。

这是一种更为消极的可能局面。我们因此需要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在金钱的特权发生之时，丢掉感到不公的基本能力。保持质疑，也是保存社会和个体向前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