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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整理：梁善茵 何文涛

图片摄影：钟振彬 曾育文 刘畅 (除署名外）

万里海丝连古今，千年帆影话交融。5月24日，2025《岭南大讲堂》第三期在广东省博物馆举行。

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馆长肖海明以《海丝万里 海贸千年——文物里的古代广东与世界》为主题，结合广东省内文博机构所藏代表性海丝文物，深入讲述古代广东与世界的海丝故事。

本期大讲堂举办之际，主办方推出一系列以岭南特色风物为元素的“岭南大讲堂”主题文创产品，在活动现场首次亮相。精美的团扇、环保袋等文创产品受到现场数百名观众的热情追捧。

2025《岭南大讲堂》系列讲座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协办，今年将陆续邀请全国文、史、哲领域的知名专家莅临演讲。

以下是本次讲座的现场实录——

先秦至南朝：航海萌芽与海丝开辟

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之一，也是古代中国与世界海上交往交流的重要前沿地。跨越数千年的海洋文化交流，塑造了广东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质。

广东的对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距今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树皮布技术和树皮石拍的传播路线，就与南岛语族的早期扩张产生了密切关系。广东出土的史前石拍属于中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已知年代最古老的树皮布文化体系，这反映了广东与环南海区域原始文化的交流互动。

南海西樵山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南地区的一个大型采石场和石器制作场，其出产的双肩石器，也见于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印尼群岛以及印度半岛。通过原始的航海活动，岭南先民将极富地域特色的石器传播到海外。

在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船纹铜提筒上，有目前考古发现中规模最大和最为完备的一组海船图形。提筒是古越人的盛储器，桶身上刻有四艘首尾相连的船，表现的应该是海战后凯旋的情形。这证实在两千多年前，广东已拥有相当规模的造船能力与先进的造船技术。古越人所开拓的早期航线，是后来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基础。

到了汉代，已有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口与海外航线的记载。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中期已有从岭南地区的徐闻、合浦出发，经过中南半岛，穿越马六甲海峡，抵达今天印度南部沿海（黄支国）、斯里兰卡（已程不国）的路线。

汉代广东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是什么呢？《汉书·地理志》记载“赍黄金杂缯而往”，说明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用作对外贸易的“硬通货”为黄金和丝织品。同时，广东汉墓出土了大量质地为琥珀、玛瑙、水晶、玻璃、红玉髓等的外来珠饰，以及陶象牙、陶犀角等以海外商品为原型的明器，均印证了海上贸易繁荣景象。

而在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乳香、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带字残纸，都证明2000年前已有来自西域及南海诸国的香料。乳香为橄榄科植物乳香树及同属植物树皮渗出的树脂，原产于北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以及南阿拉伯半岛等地，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外来香料。在树脂类香料输入之前，本土燃香主要是本草植物香料，燃烧产生的烟火气较大。西汉中期，随着海外树脂类香料的大量传入，燃香所用的熏炉炉腹加深，炉盖增高，就是为了适应树脂类香料而改进的设计——树脂类香料适合放置在炭火中阴燃，加深熏炉的腹部，能克服传统香草燃烧时产生较大烟火的不足。这在广东汉墓中出土的大量陶熏炉中得以窥见。了解了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货物，那么当时的“海外人”可能是怎样的呢？考古出土的该时期岭南陶俑座灯，给了我们一种观看的可能。作为随葬明器，它们是两汉时期“事死如事生”丧葬文化的生动反映。其呈现一种艺术化的人物造型，并与传统中国人样貌有较大区别，如络腮胡子、高鼻深目、头缠巾、高颧骨、厚唇等。它们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通频繁带来的产物。

三国以后，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得船舶可以从广州出发，经西沙群岛直航东南亚，无需再绕道北部湾、越南北部近海航行。船舶经这条路线直抵广州的记载，频频见于文献，不少海外商人、贡使均选择在广州登陆。

随着广州海外交通地位的提升以及航海路线的发展，不少中外佛教僧人乘商舶到达广州或从广州出发浮海西去，更有外国僧人来到广州建寺译经，广州成为佛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中心。光孝寺（六朝时期名为“制止寺”）、华林寺的前身“西来庵”都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见证了该时期的文化传播交流。

我在佛山工作多年。“佛山”的得名也与佛教的海路传播有关。佛山古称“季华乡”，东晋隆安二年（398年），三藏法师达毗耶舍在季华乡土岗上建立“经堂”讲经说法。唐贞观二年（628年），乡民在经堂旧址的土岗挖掘到三尊小铜佛及一石碣，是为佛山得名之始。

公元4世纪后罗马帝国的衰落，一直主要被罗马人掌控的海上贸易，逐渐被西亚地区日益强大的波斯萨珊王朝（224-651年）控制。雷州半岛遂溪县边湾村窖藏发现的金银器等，是广东与波斯萨珊王朝海上交往的见证。

该窖藏发现的金银器计有窝形金器、波斯银币、金碗、银碗、金花、银镯、金环、银环、银盒、银簪等十多个种类，共104件，重达3500多克。

窖藏中艺术价值最高的器件为花叶鱼鸟纹窝形金器，该金器融合多种文化元素，如有学者认为其中的人首鸟身纹，为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鸟海妖“塞壬”，并与鱼、飞鸟、凤等元素组成与航海有关的主题；忍冬纹和莲花纹明显带有佛教性质，似和印度有关。

而窖藏中最具史料价值的器件为粟特铭文十二折银碗，口沿外周刻有文字，原报告认为是波斯文，后据相关学者考释，应为粟特文。这反映了以经商著称、主要活跃于陆上丝绸之路的粟特人，可能在公元5世纪已参与到西亚与中国的海上贸易活动中。

隋唐宋元：东方大港与万里航路

隋唐以来，国家与地方政府对海贸十分重视，最能表明这一点的是南海神庙的修建。

隋开皇十四年（594年），隋文帝下诏祭四海神，在广州扶胥港建南海神庙。唐天宝十年（751年）敕封南海神为广利王。唐以后历代均派官员立碑致祭南海神，反映了国家对发展海外交通贸易的重视。

唐宋时期，国家主导的市舶制度逐步完善，市舶贸易成为广州海外贸易的主导形式，市舶机构职责是“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徕远人，通远物”。唐代设市舶使常驻广州，从目前史料来看，广州是唐代唯一派驻市舶使的城市。北宋时，东南沿海多地建立市舶司，而广州市舶司是其中设立最早、管理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制定颁行《广州市舶条》。

随着海贸制度的完善，以广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进入黄金时期，构建了地跨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乃至地中海的远洋航路和贸易网路。

据《新唐书·地理志》等，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出发，经南海、印度洋一直到达波斯湾、东非南海岸，全线经历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计沿途停留时间，航期89天，全程共约14000公里。这是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1984年在陕西省泾阳县出土的《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提供了唐朝与黑衣大食（即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交往的珍贵史料。785年，杨良瑶奉命出使黑衣大食，从广州上船，通过海路到达缚达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

海上丝绸之路尽管开通很早，但是唐代安史之乱之前更多的是民间在利用。杨良瑶此次出使，开启唐朝官方经海路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和贸易。唐代中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勃兴，为宋代以后发达的海路贸易开创了局面。

随着越来越多9至13世纪南海沉船的发现，逐步印证了这条航线上的贸易盛况以及广州港在其中的地位。其中，来自阿拉伯、满载中国制造商品的“黑石号”沉船，揭示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熙来攘往的盛况。

1998年，“黑石号”沉船被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船货以瓷器为大宗，出水达6万余件。根据出水瓷碗题刻“宝历二年（826年）七月十六日”铭文，推知沉船年代为9世纪上半叶。“黑石号”船货绝大部分为长沙铜官窑瓷器，另有越窑、邢窑、巩义窑等瓷器，都是晚唐主要外销瓷器品种。经过对比，“黑石号”出土的瓷器与广州及周边遗址或墓葬中出土的瓷器非常相似，可以推测“黑石号”和广州的关系十分密切。

最新研究发现，“黑石号”上有大量“广东罐”，这些大罐被作为装具，用来包装存放长沙窑瓷器船货。一般认为，“黑石号”中的“广东罐”产地为新会官冲窑、高明大岗山窑、番禺曾边窑等珠三角唐代沿海窑址，这是“黑石号”曾停靠广州的重要依据。

而在南宋沉船“南海Ⅰ号”上，研究人员也发现了众多储存酒水及干粮的“广东罐”。这些“广东罐”或能解答多年来为学界所关注的问题——“南海Ⅰ号”是否来过广州？

研究发现，“南海Ⅰ号”上的“广东罐”，其产地主要是宋代广东南海的文头岭窑和奇石窑，罐上很多带有戳印文字或纹饰。从这一发现可以推测，广州是“南海Ⅰ号”的最后离岸港口——该船应是在广州完成最后的海上补给，在广州采购出海的必要生活物资，甚至可能从广州市舶司申领公凭发舶出海。

“南海Ⅰ号”共出水超过200件/套金器，这些金器既带有中国本土特点，更多的也带有西亚伊斯兰地区的艺术风格。这为研究其航行目的地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较明显指向。

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广东省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曾经登上央视《国家宝藏》的金器——一条具有西亚风格、长172厘米的金项饰，它在形制、长度、重量等方面，都在“南海Ⅰ号”出水金器中独一无二。其链身使用了方形八股编的技法，环状搭扣装饰有细金珠，带钩和搭扣存在轻微使用痕迹——它是船货还是个人使用的金饰？其主人是否来自西亚地区？更多答案有待进一步研究。

讲完唐宋时期的万里航路，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时期佛教的交流。唐代初年以来，中国僧人西行求索者，往往选择在广州出海；而外国僧人也有从此地进入中国。

众所周知，唐代高僧惠能（638-713年）是禅宗南宗创始人，佛教史上称为禅宗六祖。惠能弘法的广东韶关南华禅寺，被誉为“禅宗祖庭”之一。广东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广东省博物馆现藏有10尊原供奉于南华寺的宋代木雕罗汉像，皆为一级珍贵文物。这些罗汉像不仅是难得的宋代木雕艺术珍品，也是同时期佛教造像的鉴定标准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根据像座铭文可知，这批罗汉像至迟从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开始雕造，持续约四年。其后部分罗汉像又经过明代重新装饰。

部分罗汉铭文显示，其捐赠者为“纲首”，说明在宋代频繁的海外贸易中已不乏“广州船长”们的身影。

历经坎坷沧桑，民国初年广东金石学家邓尔雅、蔡哲夫等人发现了掩盖于厚厚涂层下的宋代铭文，得知乃是宋代故物。面对混乱的时局，南华寺住持虚云大和尚将这批珍贵文物大部分藏于大佛内。1963年被容庚先生以及文博工作者等人重新发现。

未来我们计划将广东省博物馆的10个罗汉像与故宫的50个罗汉像，加上南华寺的一批罗汉像集中展出，期待三方珍藏实现合璧，来一场时隔半世纪的再聚首。

明清时期：全球化浪潮下的“广东制造”

明清时期，随着“一口通商”政策的推行，广州日益成为中外贸易的核心枢纽。

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和垄断，明代初期在宁波、泉州、广州三地设立市舶司，将海外贸易纳入官方控制之下，以维护中央集权和经济利益。

明朝中期，海外贸易发生重大转型，朝贡贸易衰落而民间商舶贸易兴起，广东率先实现制度突破：将实物抽分税制改为按船丈量征收银两，并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开展中转贸易，形成广州—澳门的“二元中心”结构。

被发现于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三点金海域的“南澳Ⅰ号”，从另一个侧面见证了明代民间商舶贸易的繁盛。该沉船出水了大量由明代粤东或者闽南及江西一带民窑生产的青花瓷器。与当时欧洲相比，明代晚期的民间资本和手工业生产都得到极大的发展，特别是纺织品、陶瓷、茶叶、金属制品和农产品大量输出海外。

“南澳Ⅰ号”还出水了大量与海上生活相关的生活用具与物品，涵盖食物、医疗、娱乐等方面，还有防盗武器等，这些发现为研究当时的船上生活提供了直接物证；还显示船员或以骰子、围棋消遣，使用针灸等中医疗法等，展现了古代航海的特殊性与智慧应对。

明代的海外贸易自16世纪中开始，从贡舶贸易转变商舶贸易为主，直接贸易对象也由之前的以亚洲各国为主扩大至欧洲商人。到了明末清初，文人文集中都记载了当时对外贸易给广州带来的繁荣景象。顺应时代的变化，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于广州设立粤海关，随后在第二年即1686年设立十三行。1757年“一口通商”政策颁布后，欧美国家仅被允许在广州进行贸易活动，确立了粤海关作为18-19世纪中国对外贸易机构的重要地位。

外销画中描绘的货船、客船和渔船等各类船只，不仅满足了西方对中国风情的想象，更成为清代广州海上贸易繁荣的视觉见证。

如广州著名外销画家煜呱创作的《广州港全景图》，长200cm，宽88cm，是广东省博物馆目前馆藏的最大一幅外销画，被誉为“广州清明上河图”。画面描绘了从沙面、十三行商馆区、海珠炮台直至大沙头附近的东水炮台一带珠江北岸的广阔风景。画作中展现的长约3公里的珠江河面景色、江面上密布的大小船只三百余艘，是当时中国其他城市罕见的图像记载。

在18世纪的全球化贸易浪潮中，广东制造的外销艺术品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这些精美的工艺品不仅具有实用价值和文化内涵，更承载着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历史使命。通过广州十三行这一独特的对外贸易平台，中国的艺术审美与生活方式得以跨越重洋，在欧洲上流社会掀起持久的“中国风”热潮。

这里不得不提到粤博另一件曾登上央视《国家宝藏》的国宝级藏品——清乾隆广州手绘农耕商贸图外销壁纸。2011年，粤博成功从英国征集到这套壁纸，其上呈现了农民和手工业者从事农耕稻作、茶叶贸易等画面。

该壁纸原属于英国一座建于18世纪中叶的夏活庄园大宅（Harewood House）。1769年，夏活伯爵艾文·拉斯切利斯聘请当时的设计名师，依照“中国风”设计装饰了他的主卧室及与之相连的衣帽间，将这套壁纸装裱张贴于墙上，配以中国风格的漆器家具。

该套壁纸于1741—1748年间在广州订购，1840年被揭下。如今，卧室壁纸已复原，并定期向公众开放。原衣帽间部分壁纸则藏于广东省博物馆，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迄今为止中国文博界收藏的最大、最完整的一套清代外销壁纸，极具研究价值。

在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数千年历史进行梳理后，我们今天能从中获得怎样的启发？应该看到，从广东先民的原始航海活动到如今的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跨越数千年的海洋文化交流，塑造着广东鲜明的海洋文化特质。其间，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始终保持着交流互鉴，从未中断。事实昭示着我们：开放交流才能实现繁荣，这是贯穿历史的主流趋势。

现场问答

听众一：请问肖馆长，您在逛博物馆时有什么个人心得？

肖海明：每个人的喜好不同，我逛博物馆除了研究文物，很多时候还会看展厅的灯光、展柜的材料等，看看其他博物馆是如何布展的。有时候看到很打动我的文物，就会拍下照片和说明牌，等有时间再回顾一下。

其实大家来逛博物馆，自己看得开心、愉悦就很好，博物馆对个人创造性的无意识启发也是很重要的。

听众二：您在讲座中提到了很多不同时期的沉船，比如“黑石号沉船”“井里汶沉船”“南海Ⅰ号”以及“南澳Ⅰ号”等，它们沉没的原因分别是什么？

肖海明：导致沉船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有的船可能是因为货物超载，在遇到台风时容易沉没等等。目前南海海域还有大量未被发现的沉船，有待我们继续探索研究。

编辑：聂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