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网

　　【抗战中的百年巨匠】

　　作者：王越超（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会员）

　　1937年的一天，正在写作话剧《原野》的曹禺（原名万家宝）收到一封来自天津的急报——他的哥哥万家修去世了。曹禺担忧继母无法承受悲痛，于是在话剧完稿后，立即从执教的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启程回天津。

　　1942年12月21日，中国万岁剧团在重庆抗建堂演出《蜕变》。史东山导演，舒绣文饰丁大夫，陶金饰梁公仰，孙坚白（石羽）饰况西堂，连续演出28场。

　　曹禺回到天津的第二天，震惊全国的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炮火封锁了交通道路。他困在家中无法外出，时常听到隔壁传来令人烦躁的声音：一个伺机卖国求荣的人整天叽里呱啦地练习日语。回想起在南京目睹的国民党监狱中爱国分子被迫害的惨状，曹禺心中涌起一股“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愤懑：中华民族的未来究竟在哪里？

　　当春天到来，蛰伏于凛冽冬季的昆虫体内涌动着蓬勃力量——它将褪去旧壳，长出新躯，这痛苦的蜕变滋养着生的欢欣，也为旧事物敲响丧钟。一部新剧作的创意在曹禺心中萌发，这就是《蜕变》。

　　短暂驻足天津后，曹禺寻机离开。陆路被日军封锁，他辗转海上，最终抵达长沙，与因战乱而迁移至此的国立戏剧学校会合。一路上，他目睹了哀鸿遍野、春燕无归的惨状，默默记下日本侵略者的笔笔血债。

　　1937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但再严酷的寒风也无法吹灭人心头的火焰。国民党中的“异党分子”徐特立，于12月11日在长沙银宫电影院发表抗日救国演讲。曹禺被他“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的论断所打动。次日清晨，他专程拜访徐特立，却发现老先生已外出，便与他的勤务兵攀谈起来。曹禺了解到，徐特立与小勤务兵同吃同睡，教其认字读书，是位和蔼的革命前辈。聆听中，曹禺领悟了“平等”的真谛，此前令他困惑的问题隐约有了答案。离开后，徐特立的形象在他心中萦绕不散，成为《蜕变》中梁公仰的原型。

　　战火持续蔓延，长沙难以久留，国立戏剧学校继续西迁。作为教务主任，曹禺随校同行。一路上逢着陆地，他便与学生上岸，演出街头剧宣传抗日。剧校短暂驻足重庆后，又转而去了更为偏僻的四川江安。

　　1939年冬，寒风拂过江面，却吹暖了曹禺的心——他收到了周恩来同志的信件。此时周恩来刚到重庆，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希望见他一面。

　　在一间简陋的房屋里，曹禺见到了这位久仰其名的南开校友。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突然，一架日寇飞机伴着轰鸣声从空中飞过。周恩来拉着他跑到山上避难。几声巨响后，浓烟火光中，几间民宅被夷为平地。周恩来怒斥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卑劣行径。他的话语振聋发聩，成为曹禺心中“蜕变”的精神养分，曾经那个令曹禺茫然的问题，在这一刻有了答案。

　　波光粼粼的江面既映照着群山，也激荡着曹禺的思绪。回到江安后，他开始创作《蜕变》。为了加快进度，他唤来学生季剑紫，两人同吃同睡、夜以继日——曹禺写一部分，季剑紫就刻蜡纸；每写完一幕，演出队伍就排练一幕。

　　《蜕变》很快写完并排练完毕，但上演之路十分艰难。国民党官员观看彩排时，对剧中宣传抗战的细节横加质疑，害怕作品激发的抗战力量威胁其统治。面对压力，曹禺和剧团成员巧妙应对。他们设计了两套台词，一套用于正常演出，一套应付检查。

　　1940年4月，《蜕变》由国立戏剧学校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作品一经演出就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后来，抗敌宣传队和抗敌演剧队在柳州、长沙、昆明等地巡演。苦干剧团在上海的演出也场场爆满，反响热烈。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国土，民族陷于危难。但这并不能击垮优秀的中华儿女——他们向往自由和平，为蜕变后的新世界奋斗不息，正如《蜕变》所昭示的精神：在战火中破茧，于苦难中新生。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2025年05月30日 16版）

[ 责编：张悦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