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干

城里人是不怎么过端午节的。

城里的农历节日的氛围总是比乡下要淡很多。这“淡”是城市文明对农耕文明的遗忘，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春节大家都愿意回老家乡下过年，是因为那里年的气氛比城里的浓，人与人的联系紧，一大家人伙到一起，才有年的样子。

在里下河地区，端午的气氛依然很浓，汪曾祺先生在《端午的鸭蛋》里写到的那些民俗民风基本还在流传。有一年端午前夕，太太在怀柔红螺湖的路边看到了一丛茂密生长的艾草，兴奋地拔了三五棵带回家挂在门框上，这是老家的习俗，端午节要在门前挂上艾草。一直到冬天，这把艾草枯干了，依然挂在那里，像一蓬守望岁月钟表的锈油丝。

在北京过的端午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汪曾祺先生家过的。

1988年的端午节，好像是个星期天。那天上午，我坐着43路公交车去蒲黄榆的汪曾祺家。这一年我在文末经常有“写于43旅馆”的字样，有一次在南京一位朋友问我，你是不是住在一家用代号的保密旅馆？我说不是，是43路公交站在此，所以叫43旅馆。

43路公交车悠悠晃晃，一路到了蒲黄榆，我下车了，到了新华社宿舍，然后坐电梯到了12楼。敲门，汪先生夫妇已在恭候，刚坐下，汪先生想起了什么似的，说，今天是端午节，在家乡要吃“五红”，我要去做“五红”。他起身去厨房忙碌午饭。起初我还有点不好意思，也起身准备去帮忙，汪夫人施松卿老师拉住我说，他一直这样，他喜欢做菜。别人买的菜拣的菜他用不惯。汪先生自己在文章里也说过，做菜就得从买菜开始，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构思。

施松卿老师是印尼归国华侨，回国后读的又是西南联大英文系（汪先生在国文系），对国内的风俗民情所知甚少。她饶有兴趣地问我，为什么高邮人要吃“五红”？我说五个菜必须都是红颜色，据说是为了避邪，吃“五红”的习俗主要源于民间驱邪避毒的传统， 民间传说五月是“毒月”，端午时节蛇、蜈蚣、蝎子、壁虎、蜘蛛等“五毒”活跃，而红色在传统文化中象征阳气和吉祥，能震慑毒物。吃五种红色食物，如咸鸭蛋、苋菜、河虾、红萝卜、黄鳝等寓意以“五红”克“五毒”，高邮人吃五红是为了驱五毒、防五毒、克五毒。五红食物因地制宜，每家不一定相同，就地取材，看方便。

我们聊着，汪先生在厨房里“创作”，不一会“作品”完成了，几盘菜便上桌了。施松卿老师像个孩子一样认真地数起来，红萝卜，河北女作家前几天带来的红枣粽子，咸鸭蛋，红烧肉，她数来数去，只有四红，说：老头子，还少一红呢。汪先生灵机一动，将前一天做好的茶鸡蛋端出，说，这儿，昨天就准备了，第五红。我们都乐了。

汪先生打开一瓶绍兴加饭酒，说，现在有六红了，高邮讲究的人家要做十二红呢。施松卿老师告诉我，这瓶黄酒是前几天林斤澜先生托人送过来的，他们俩老酒鬼，好吃的好喝的总相互惦记着。

汪先生抿了一口黄酒，对我说，这个代替雄黄酒吧，我也喝了一口，味道醇厚浓郁。他问我，家乡端午节的风俗还浓吧？我说，城里主要吃“五红”“十二红”，乡村还是把端午节当着一个“节”过的，大多数人家还是要在门前挂艾草辟邪，孩子还是要挂蛋络子去上学的，富裕人家的孩子蛋络子要装两个蛋，一个鸡蛋，一个鸭蛋，不过您小时候用鸭蛋青壳装萤火虫的游戏，好像没人玩了。

接着，我很认真地向汪先生讨教一个问题：您在《端午的鸭蛋》里写到吃高邮鸭蛋，选择空头，筷子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这“吱”的一声是想象还是写实？汪先生又抿了一口黄酒，笑而不答。我恍然大悟，怎么问这么傻的问题，记得《故乡的食物》（《端午的鸭蛋》是其中的一节）刚刚在《雨花》发表的时候，我就写了评论《美丽的梦，感伤的诗，文化的画》。诗无达诂，梦无达诂，画无达诂。后来我在《一往情深到高邮》的歌词“鸭蛋进口滋溜溜”化用了汪先生的意境。

餐桌上的鸭蛋是切开的，汪先生说，这北方的鸭蛋和高邮鸭蛋没法比，没有油，蛋白也不像高邮鸭蛋那样滋润。

汪先生想念故乡了，我想。

我打破沉默，说，下次我回高邮，带些咸鸭蛋来。汪先生说，咸鸭蛋食用周期短，放久了就变咸了，味道也差一些，不用带。又说：吃咸鸭蛋还是要到高邮去。

到高邮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