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团江苏省扬州市委的办公室内，88岁的徐国英依旧有属于自己的“工位”。只要身体允许，她都会来到这里，以不计报酬的志愿者身份开展各种工作。

徐国英在扬州中学做了38年少先队辅导员，退休后担任扬州市少先队总辅导员、名誉总辅导员32年，从事少先队辅导员工作已有70个年头。“红领巾成为我生命的主题、人生的支撑。”她说。

“1950年春天，我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徐国英至今记得，当辅导员将红领巾系在她颈间时，胸前的灼热感仿佛燎原星火。这是她第一次戴上红领巾。

“辅导员说：‘戴上它，就是党的孩子！’”这句话，成为她人生的新起点。

第二次对戴上红领巾有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她加入共青团后不久。1952年5月4日，少先队中队推荐徐国英加入共青团，成为首批入团的少先队员，不久后当选为学校团总支的少年委员，担任低年级中队的学生辅导员。

抗美援朝期间，她带着队员们捐出零花钱支援前线购买飞机大炮；1952年，作为少先队员代表为志愿军英雄献花时，她第一次感受到“荣誉比生命更重”。

初中毕业时，面对普通高中与师范学校的抉择，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我实在太爱红领巾了”。1956年，19岁的徐国英站上扬州中学讲台。她将语文课变成“红领巾的课堂”：带学生开展“小五年计划”活动，组织“学习雷锋”故事会。这是她第三次对戴上红领巾有这样深刻的回忆。

然而，命运却在她最火热的青春岁月投下阴影。1967年，她的身体亮起红灯：肠结核、肾结核、腹部结核、盆腔结核，加上许多并发症，被人家说成只有“半条命”。

医生因风险太大放弃手术。病床上，她用止痛片和婴儿奶糕坚持着同病痛作斗争。“止痛片成了口袋常客，一天最多要吃8片。”徐国英回忆道，坚持下去，就是为了能继续做少先队工作。

徐国英与病魔苦斗之时，学校党支部送来了她盼望已久的入党志愿书，更加坚定了她做好党的少年儿童工作的初心使命：毫无保留地把一切献给党的事业。

最艰难时刻，已毕业的学生前来看望。一名学生握着她颤抖的手，哽咽着复述她曾讲的吉鸿昌就义故事。那一刻，徐国英泪流满面：“这些成长起来的红领巾们增加了我活下去的力量。”

为此，她立下“不为病痛所苦，不为困难所屈，不为名利所动，不为白发所移”的座右铭，激励自己执着追求人生理想，活出生命的精彩。

第四次留下深刻印象的红领巾记忆是少先队组织恢复之时。1978年10月，扬州中学成为首批恢复少先队的示范学校，徐国英担任大队辅导员。其间，她进行了“思想政治教学、少先队教育活动、班队工作管理一体化”的实验，形成《创造性系列活动是理想教育的好形式》的论文。她还被评为“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出席第二次全国少代会。

1992年10月，她光荣出席党的十四大。“崇高的荣誉，一次又一次地激励我更加忠诚党的少年儿童事业，把一生献给红领巾。”徐国英说。

1992年年底，徐国英迎来退休。当时，有民办学校开出每月5000元的高薪聘请她，她婉拒了。她选择退休不离队，最后来到团扬州市委上班，不久她被正式聘为扬州市少先队总辅导员，再次戴上了红领巾。

“我这个‘半条命’的人虽然无法改变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增加生命的厚度。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为红领巾事业的无限奋斗之中。”她说。徐国英的笔记本扉页写着：“人生的价值不在长度，而在厚度。”

她主持编写的《中学少先队教育系统化探索》，成为少先队辅导员培训材料；设计的“团队衔接”分层教育体系，让初中少先队覆盖率提升至100%……

徐国英的书桌上，摆着厚厚一摞信件——那是毕业生从军营、警队、山区小学寄来的问候。她的一位成为少先队辅导员的学生写道：“您教会我的不仅是方法，更是把生命献给红领巾的勇气。”

2024年，87岁的她仍坚持给当地的“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面对镜头，她一字一句示范：“要像讲述自己家的事一样讲党史。”孩子们可能不知道，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每天都在吃药。

谈起徐国英，她的学生刘岚有着说不完的赞美，“我要像徐老师一样，让白发和红领巾一起飘扬”。如今，刘岚已成为江苏省“星星火炬奖章”获得者、江苏省少年儿童研究会中学少先队专业委员会主任，她以实际行动传承恩师的教导。

经常有人问徐国英，是什么激励她走到现在？她的回答是：“小时候，是党把我这个苦孩子从旧社会带到新中国，把我培养成一名人民教师，我一辈子感恩党；后来又是党的少年儿童事业，给了我原本可能活不长的‘半条命’新的生命力，我的一切都离不开党。”她说：“一代又一代红领巾健康成长的笑脸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还有许许多多和我并肩奋斗的辅导员战友们，这些都汇聚成了我一辈子干好少先队工作的精神之源。”

得知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位老少先队辅导员目光灼灼：“光荣属于红领巾，光荣属于为党的少年儿童事业奋斗的少先队辅导员！如果再给我一次人生选择的机会，我一定还会做少先队辅导员！”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