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孙健伟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国共合作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次会议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正式确立。不过，国共合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中共主要创建者之一李大钊的积极推动下促成的。面对党内外对国共合作的质疑之声，李大钊坦诚应对分歧。在国民党一大期间，一些国民党人士针对国共合作抛出了反对意见。李大钊不仅在会场据理力争，而且亲自起草发布了《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这为弥合双方分歧、促成国共合作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太行山区的统战工作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国民党一大）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形成，有力推动了国民大革命的前进步伐。国民党一大虽然确立起了国共合作的政策方针，但这一政策方针的确立历经波折。不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都对此抱有很大的分歧和质疑之声。李大钊在党内会议和国民党一大上努力弥合党内党外的分歧，为国共两党最终通过合作决议作出了特殊贡献。

　　李大钊支持国共合作

　　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问题。李大钊在这次大会上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决议，主张共产党员加入到国民党之中去组成最广泛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为此，他提出了三点理由：“一、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二、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三、我们已加入国民党，但还没工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可以看出，虽然李大钊支持国共合作，但他也提出了“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的重要论断，表明了李大钊明确主张要保持共产党的组织独立性。这一内容在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亦有所体现：“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总之，从1922年中共二大会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后，国共合作问题即提上了中共党内的议程。关于这一问题，李大钊在西湖会议和中共三大会议上为弥合党内的分歧作出了重要努力。

　　在正式参加国民党一大前，李大钊又在广州出席了由鲍罗廷召集的中共党团会议。这次会议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举行的重要会议。由于国共合作在中共三大会议上已经确定下来，因此，这次党团会议集中讨论的是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若干分歧，比如民族关系、土地改革等问题，对于国共两党如何开展合作并没有进行深入讨论。

　　此时李大钊的这种担忧并不仅仅针对国民党方面，也有来自中共党内的因素。因为自国共合作问题抛出后，党内的一些人士始终是反对两党合作的。虽然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之下，中共最终确立了国共合作的政策方针，但党内也产生了“无法改变国民党”和“利用国民党”的认识。比如，张国焘认为，“改变国民党的老政策是不可能的，没有力量能迫使它就范”“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刘仁静则强调：“如果我们加入国民党，我们就可以向群众说明我们也是赞成革命的民主的，但是这种革命的民主对我们来说只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且我们还能够指出，虽然我们是为了这一尚为遥远的目标而奋斗，但是我们并不忽视群众的日常要求。我们能够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并分化国民党。”

　　正因如此，李大钊对国共合作既憧憬又担忧，显示出他参加国民党一大时的复杂心理状态。

　　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据理力争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正式开幕。李大钊作为中共代表列席会议，并被孙中山亲自指定为会议的五人主席团成员（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和宣言审查委员。22日，李大钊又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和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委员。在整个会议期间，李大钊不仅全程参与制定了国民党宣言、国民党章程等例行工作，还坦诚应对分歧、有力回应了国共合作这一重要议题。

　　1月24日，国共合作问题在国民党一大上被正式提出。在国民党章程委员会的会议上，国民党员何世桢抛出了“国民党内的共产党派别问题”，“提出了禁止国民党员加入其它政党的动议”。这一提议抛出后，立即遭到了大多数参会者的反对，何世桢的提议最终被迫撤销。虽然何世桢的提议被否定，但显然代表着国民党一些人士对国共合作的质疑和反对。这一提议也迅速掀起了国民党一大上的波澜。此后，李大钊迅即同汪精卫进行商议，建议把国共合作问题提交至全会进行讨论，他们认为“把一切讲透比较好”。

　　在分歧出现后，李大钊于1月25日参加了中共内部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针对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声音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李大钊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最好公开表明我们的态度，阐明我们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某些老党员认为，我们参加他们的党是要利用他们的经费干自己的事情，是要抢他们的饭碗，占他们的位置。”与此同时，李大钊也和鲍罗廷进行了具体商议，希望能在国民党一大上公开发表一项声明。李大钊谈道：“我们应当发表一项声明，说明我们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发展国民革命运动。我们不是要从国民党攘窃什么。如果国民党不需要我们的帮助，那就不要。如果有任何怀疑，那就要讲明。”此次内部会议是由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共产党员专门就国共合作问题而举行的，与会人员如鲍罗廷、李大钊、谭平山等人，均赞同在国民党一大上发表声明。会议最终选出了以李大钊为首的三人委员会负责起草该项声明。

　　此后，随着会议的进行，国共合作问题在国民党一大上被讨论得愈发激烈，会场上的质疑之声此起彼伏。作为国民党一大主席团成员的李大钊，为弥合分歧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月28日上午，国民党一大开始审议“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其间，国民党党员方瑞麟公开发表提议，认为国民党的章程应该“在第一章第二条之后增加一条，文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

　　李大钊见此情状后随即表态：“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此次偕同同志加入本党，是为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参加国民革命事业，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乃是以个人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党员资格加入国民革命事业，并望诸前辈同志指导一切。”李大钊严肃而诚恳的表态，一方面回应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即服从三民主义、遵从中国国民党章程；另一方面则阐明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真正目的，即通过合作来参加国民革命，共同推动国民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会场上针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非常激烈。针对方瑞麟的提案，赞同的有江伟藩、黄季陆二人。江伟藩表示反对李大钊的跨党主张，认为跨党的主张不仅有悖于党员的个人信仰，而且与现实因素也相违。他认为：“吾人既入一党，信仰此党之主义，遵守此党之党章，即应始终归服此党，尽忠党务，不能再兼外务……今看国人多数之心理，盼民治之实现，既殷且迫，故吾人应就民权主义旗帜下做我们的工夫，以求适应人民之要求。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虽包括于民生主义，然其途径距离尚远也。”黄季陆同意方瑞麟的提案，认为“党员跨党一层，应有一种明文规定。”

　　反对方瑞麟提案的有叶楚伧、李永声、廖仲恺等人。叶楚伧和李永声二人从扩大国民党力量的角度进行考量，认为要想扩大国民党的力量，就必须让一切革命的力量加入进来。“凡加入本党者，只要能行本党主义，能遵守本党党章，就是我们的同志。”廖仲恺针对方瑞麟的提案进行驳斥，他反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是否要革命的？如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且加入本党的人，我们只认他个人的加入，不认他团体的加入，只要问加入的人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即不必多问。”与此同时，针对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他明确表示：“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想其意何居？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请大家思之重思之。”在廖仲恺看来，只要认同国民党的主义，则应持开放的态度容纳之。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章程审查委员会主席的汪精卫和主席团成员的胡汉民，他们二人的意见基本代表着国民党高层对国共合作问题的态度。汪精卫举例说：“曩者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诸君都是无政府党，我们已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而后，他又代表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针对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说明：“党章上已有纪律专章，对于党员违反党义有所制裁，则党员跨党一层亦可不必过虑，且从前既已许之，固经过慎重考量，矧共产党又系国际的团体，更何碍于本党乎？”胡汉民作为主席团主席则认为：“大家的议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争执，不过讨论之焦点，在怕违反本党党义和违反党德、党章，但此种顾虑，只要在纪律上规定即可。”汪精卫和胡汉民二人的表态实际上是对方瑞麟提案的直接驳回。会议最终决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用明文规定于章程，惟申明纪律可也。”

　　由上可以看出，1月28日上午召开的这次会议，议题虽为审议国民党章程草案，但在审议章程草案的过程中，与会代表讨论的焦点则是国共合作。李大钊据理力争反驳了方瑞麟的提案，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占据了主动，促使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的决议。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发布

　　鉴于国民党一些人对国共合作反对，1月28日当天，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一大上正式发布了《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这份意见书是在1月25日中共的内部会议上决定发布的，意见书由鲍罗廷等人提议、李大钊亲自起草。

　　李大钊意识到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分歧，背后隐藏的往往是反对之声。因此，他在意见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国共两党的合作是为合作而来，而非利用或改造国民党。“兄弟深不愿在本党改造的新运中，潜植下猜疑与不安的种子，所以不能不就我个人及一班青年同志们加入本党的理由及其原委，并我们在本党中的工作及态度，诚恳的讲几句话……我等加入本党的理由，开诚布公的讲出来，以求得一共同的了解，而消除那方在潜萌的危机。”紧接着，李大钊从国情、党情两大方面阐述了国共合作的理由。就国情而言，他强调“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就党情而言，“我们环顾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依然投入本党来。”正是因为有了国情、党情的客观存在，才有了国共合作的现实基础。

　　另外，方瑞麟、江伟藩等国民党人士之所以会质疑国共合作，主要忧虑在于两点：一是害怕国民党变为共产党；二是对共产党员跨党加入国民党的不可理解。对此，李大钊也进行了解释，“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

　　针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李大钊也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是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而非共产党这一团体加入到国民党之中。他指出：“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二是指明孙中山对国共合作的支持态度，从而表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合理性。李大钊指出：“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李大钊的这份意见书开诚布公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目的，驳斥了针对国共合作的质疑和反对之声，否决了方瑞麟等人意图修改党章、禁止党员跨党的提案。这份意见书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正式确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于1924年8月召开了一届二中全会，专门就国共合作中的质疑和反对之声作出回应，通过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关于党内共产派问题之训令》。该训令写道：“本党为代表国内各阶级之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则于各阶级中之无产阶级特别注意，以代表其利益。无产阶级在国民中为大多数，加以特别注意，于本党之主义精神无所违反。中国共产党员李大钊等加入本党之始，曾以此意陈之总理，得总理之允许。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开会之际，有提出党员跨党问题者，及其决议，卒不执此以绳党内共产派，职此故也。”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的努力不仅有力促成了国共合作，而且取得国民党人对他的肯定和尊重。他是国共合作的坚定支持者和国民革命事业的忠实实践者。

　　国共第一次合作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由社会革命转向国民革命的标志性事件。自中共二大提出“民主的联合战线”到中共三大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李大钊作为党的主要创建者在这一过程中为支持和促成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积极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最终决定帮助孙中山把国民党努力改造成为国民革命之大本营，并同国民党合作建立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不过，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李大钊依然觉察到了反对国共合作的声音。这种声音不仅来自国民党，也来自中共党内。虽然李大钊已觉察到反对之声，但他仍然在为国共合作奔走呼号。纵观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的活动轨迹，从分歧显现时的坦诚应对、到会场上的据理力争、再到亲自起草意见书，展现了他为弥合双方分歧而作出的努力。

　　若从李大钊个人的政治主张看，李大钊一直对政党政治抱有很大的期许。虽然他曾对民国肇建之时的政党政治极为不满，但“国可赖党以昌，凡立宪国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因此，他对孙中山领导的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党抱有一定的期待，希望通过国共两党的合作来共同推动国民革命向前发展。正如他所言：“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有适应这种需要，努力于普遍全国的组织和宣传的觉悟。”这也是李大钊作为中共创建者支持和促成国共合作的原因。不过，李大钊只是在国民党一大上弥合了分歧，而没有消除分歧。国共两党虽然在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毕竟两党的政治理念和方向截然不同，这不是李大钊个人的主张调和所能够解决的，因此也必然为之后的国共分裂埋下了伏笔。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