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苑洁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这是王羲之《兰亭集序》开篇的第一句，王羲之的这幅作品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这篇文情并茂的文字也被称为千古名篇。实际上，这篇文章却是在模仿此前五十多年前西晋石崇所创作的《金谷诗序》。石崇因与王恺斗富而为世人所知，《世说新语》中《汰侈篇》中十二则关于斗富、穷奢极欲的故事，其中六则都是关于石崇的，刘义庆真真是把石崇千百年来定位在了“斗富”这个“赛道”上了，但历史上的石崇绝非仅仅如此。

清 华嵒《金谷园图轴》 上海博物馆藏

　　历史的眼光在变化

　　细细比较《金谷诗序》与《兰亭集序》两篇文章，不管在时间点的描述，一个是“元康六年”，一个是“永和九年”；地点分别为“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还是景物的描述、对于参与者和参与人数，甚至对于罚酒的具体方法“或不能者，罚酒三斗”与“罚酒各三斗”等都有太多相近的地方，感觉王羲之就是照着石崇的模板来套用的。

　　古人自然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世说新语·企羡篇》中言“王右军（王羲之）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已敌石崇，甚有欣色”，《晋书·王羲之传》谈到这段则用了“闻而甚喜”，王羲之听到别人拿自己与石崇相比较竟“闻而甚喜”。细细想来，在东晋时期，王羲之看石崇，则会认为其是一位位高权重、很有威望的前朝大臣，而自己仅为地方小官，能够与石崇相提并论很为自己添彩。几百年后的苏轼就对王羲之“闻而甚喜”极为不认同，苏轼在《东坡题跋·右军斫脍图》中言道“兰亭之会或以比金谷，而以逸少（王羲之字逸少）比季伦（石崇字季伦），逸少闻之甚喜。金谷之会皆望尘之友也，季伦之于逸少如鸱鸢之于鸿鹄，尚不堪作奴，而以自比，决是晋、宋间妄语。史官许敬宗，真人奴也，见季伦金多，以为贤于逸少”。

　　苏轼的观点颇有些当代学者的态度，认为王羲之与石崇的作品差距极大，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一定是“晋、宋间妄语”，甚至认为这一内容就是史官许敬宗所写，大骂其是“真人奴也”，但《晋书》实际参与编写的就达十余人，苏东坡有何依据认定是许敬宗所写呢？

　　有意思的是，南朝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为石崇定的可是中品，陶渊明也不过就被其评为中品；南朝梁武帝太子萧统所编写的《昭明文选》也选录了石崇的《思归引序》，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并未入选，当然这中间定级、入选涉及很多因素，但可以看出一点，那就是从西晋开始到南朝时期，士人普遍对石崇的评价并不是完全否定。正如明代文人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所言“石卫尉（石崇）纵横一代，领袖诸豪，岂独以财雄之，政才气胜耳。《思归引》、《明君辞》情质未离，不在潘（潘岳）、陆（陆机）下，刘司空（刘琨）亦其俦也。”在王世贞的眼中，石崇仅凭《思归引》《明君辞》就足可以与潘岳、陆机、刘琨等西晋文人并驾齐驱，而不仅仅“独以财雄之”。

　　“斗富”的本钱成谜

　　说起石崇，世人最熟悉的就是他斗富的故事，但是他斗富的本钱是哪里来的呢？不少人以为石崇出身于士家大族之列，那自然是家族有钱，实际上也并非如此。石崇的父亲石苞，虽是西晋开国重要的功臣，晋初作为第一批异姓功臣被封公爵，位居晋初“八公”之列，但其出身绝对是“寒门素族”，也因为其出身微贱，石苞曾被王羲之祖父的弟弟王琛所轻视。或许石苞一生积累了一些财富，但遗憾的是，《晋书·石苞传》中言：“苞临终，分财物与诸子，独不及崇。其母以为言，苞曰：‘此儿虽小，后自能得。’”石苞临终之前给几个孩子分遗产，独独不给小儿子石崇分财产，石崇的母亲看不过去，石苞却对她说：“虽然石崇这孩子最小，但是以后他都能自己挣。”此后石崇的发展也验证了其父的判断。

　　石苞不仅看人准，也为石崇树立了一个节约的榜样，石苞在其提前写好的《终制》中言道：“延陵薄葬，孔子以为达礼；华元厚葬，《春秋》以为不臣，古之明义也。自今死亡者，皆敛以时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饭含，为愚俗所为。又不得设床帐明器也。定窆（biǎn，埋葬、墓穴）之后，复土满坎，一不得起坟种树”。石苞连埋葬时多放一套衣服都不愿意。

　　石崇真是靠抢劫发家致富的吗？《晋书·石崇传》中言：“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应该就是这句话让后世一致认为石崇是靠抢劫获得如此大的家业的。学者曹道衡、沈玉成两位老先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提出“然其与王恺争富，《世说》《晋书》皆记晋武助恺,则崇在任荆州前已成豪富”，也就是《世说新语》与《晋书》都提到过晋武帝帮助王恺与石崇斗富的事情，但石崇到荆州任职实际上是在晋武帝司马炎去世（290年）之后，出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以此也说明石崇在荆州抢劫之前就已经非常富有了。

　　为了解释石崇为何会在去荆州之前就会如此富有，有的学者依据东晋史学家王隐所著的《晋书·石崇传》“石崇百道营生，积财如山”，还拿出其父石苞曾经干过的贩卖铁器来说事，但能够证明“百道营生”的内容都太牵强，实在无法说明石崇如何获得这么巨大体量的财富。曹道衡、沈玉成两位老先生从《晋书·食货志》中找到了一种可能性：“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孙皓，纳百万而罄三吴之资，接千年而总西蜀之用……于是王君夫（王恺）、武子（王济）、石崇等，更相夸尚，舆服鼎俎之盛，连衡帝室”，这两位老先生认为，“王济、石崇皆预平吴之役，吴人数十年生聚所积，多入此辈私室，不言可喻”，他们由此提出王济、石崇都是参加了平定东吴的战役，吴国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应该就是被这些人夺取瓜分了的，但也没有更多的历史资料能够证明这些，而且如果真为他们所瓜分，为何石崇又所得甚多呢？

　　“反面之镜”看石崇

　　石崇不仅有钱，而且有文学才华，在进入政坛之初还有着政治理想和政治热情，正如《昭明文选》所选用的石崇《思归引序》中所言：“余少有大志，夸迈流俗”。《晋书·石崇传》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干局，深器重之”的这句话也总结了石崇从“年二十余，为修武令，有能名”开始，一直到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这中间，在政坛上还是获得极好的发展。

　　但晋武帝去世之后，石崇一下子就被排挤出权力圈之外，《晋书》《资治通鉴》中简单揭示其中的过程。晋武帝时期石崇之兄石统因为得罪了扶风王司马骏（晋武帝司马炎的叔叔）从而连连获罪，甚至“不诣阙谢恩，有司欲复加统罪”。有司竟然以石崇不去谢恩而给石统再加罪。晋武帝时石崇还算受重视，但自家兄弟依然会被皇族欺负，虽石崇不畏强权据理力争，但也暴露出皇权内部关系的错综复杂。真正让石崇体会到政治斗争复杂残酷的还是晋武帝去世、晋惠帝登台之后。

　　晋惠帝就是那位说出“何不食肉糜”的智商低下的皇帝，有这样的皇帝，自然让辅政的杨骏野心爆棚，为笼络人心，他开始对大臣大肆封赏，甚至超过建国之初以及平定东吴之时。石崇看出施行这些措施后，朝廷将面临的巨大问题，他直接上书“若尊卑无差，有爵必进，数世之后，莫非公侯”，也就是再这样封赏下去，几代之后，几乎人人都是公侯了。除了上奏这一件事情之外，石崇还做了一些令杨骏反感的事情。在《晋书·杨骏传》中，杨骏的弟弟杨济、外甥李斌因为害怕杨骏大权独揽给家族带来灭门之祸，便请教傅咸和石崇，石崇言道：“贤兄执政,疏外宗室,宜与四海共之”，此后还亲自与杨骏沟通。最后的结果自然就是“书奏，弗纳。出为南中郎将、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加鹰扬将军”，直接把石崇赶出洛阳。

　　石崇这句“贤兄执政,疏外宗室,宜与四海共之”说明石崇是有政治格局的，能够理解晋武帝托孤的思路，但被排挤出权力中心之后，再能干的石崇也无用武之地了。

　　西晋本身建国伊始就是建立在司马家族诸王、士族以及外戚这三股力量平衡的基础之上的，任何力量的独大，都会导致政局的不稳，晋武帝原本安排汝南王司马亮、杨骏共同辅佐晋惠帝，但杨骏不仅把遗诏藏起来不让汝南王知道，还架空了王戎、裴楷等士家大族的权势，从而实现了自己的大权独揽，但从更开阔的历史视角来看，这时已经进入八王之乱。不管是石崇被赶出权力中心，还是最后的被杀，实际上也不过是诸王政治斗争中的一环罢了。

　　斗富，是石崇如今最被人所了解的内容，今日来看似乎也并不仅仅是我们以为的奢侈浪费。《世说新语·汰侈》：“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晋武帝作为一代君王为何要支持自己舅舅参与这场斗富的活动中呢？在思考这个事情之前先来看看晋武帝是如何纸醉金迷的。

　　有一则与晋武帝有关的成语“羊车望幸”，该成语出自《晋书·胡贵嫔传》，在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拿下东吴之后，他把吴国宫女五千余人也放入到自己后宫从而导致后宫人数达到上万人，晋武帝司马炎每天晚上都不知道该去找哪位美女，最后只能驾着羊车任由其跑，停在哪就去哪。后宫的妃子们为了能够得到皇帝的临幸，纷纷用盐水洒在地上，从而吸引羊跑到自己住所前。《晋书·杨骏传》中有一句话总结得特别到位：“帝自太康以后，天下无事，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正是因为有了晋武帝的这些“光辉事迹”在前，整个社会也都以纵情享乐为荣，石崇相较于司马炎而言也不过就是上行下效，诚如学者曾小明在2021年发表的《魏晋士人的“身名俱泰”论》中所言：“作为石崇的对手王恺，在比富的过程中竟然屡次获得武帝的帮助，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将比富看成个人物质生活上的奢侈追求，而应该看成一种政治上的取悦”。以当下的视角看石崇，他的所谓“斗富”也像某些太太们手里提的那些限量包包，不管他本人热爱与否，却是融进“圈子”的必备之物。

　　今日来谈石崇，既不是为其正名，也不是借此谈西晋的快速灭亡，就是站在一个更远的地方看石崇这个人，似乎知道他的名字、似乎知道他一点点事情，但似乎又完全不了解这个人。想起《世说新语·汰侈》中记录的关于石崇的另外一则小故事，故事中石崇所言似乎是他希望留给世人的样子：“石崇每与王敦入学戏，见颜、原象而叹曰:‘若与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王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当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瓮牖（wèng yǒu，指贫寒之家）语人！’”故事讲的是石崇和王敦一起到学校参观，正好看到了颜回和原宪（孔子学生，家贫）的像，石崇看着画像叹了一口气说：“如果我与他们一样都是孔子的学生，估计与他们应该差不多吧！”王敦则说：“不知道别人会怎么说，但我看来子贡（孔子学生，善经营）与你差不多。”听罢这话，石崇一脸严肃地说：“读书人就应该生活舒服、名声显赫，哪里需要把贫寒生活告诉别人呢？”

　　这段对话在过去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已经有太多人去解读，嘲讽石崇的比比皆是，但石崇这句“士当身名俱泰”不仅是很多魏晋名士的追求，又何尝不是现在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呢？石崇以他的极端、特有的方式为这句话做了诠释。正史与稗史中，石崇基本都是反面形象，但他的所言之语也留给今日社会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思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