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

　　在人类文明的百花园里，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形态，包括国家治理结构、四民分业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基层管理组织以及礼乐文化体系等等，在世界上都是别具一格的。就历史的实践过程而言，中西文明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重要部分。

　　中西文明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

　　远古时代的中西交往，以物质形态的互通有无为主要特征。玉石之路是丝绸之路的早期形态。中国传统文化中，玉具有独特价值。中国的玉文化距今有七八千年左右，南方的良渚遗址、北方的红山文化以及中原的南阳玉雕，都是其代表。中华文明中灿烂悠久的玉文化，就蕴含着早期中西交流的历史印记。

　　考古发现表明，中原地区的玉器，就质地而言，几乎都属于软玉。迄今所知中国的软玉产地，主要是新疆和田的和田玉。陕西神木石峁古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玉器，有相当一部分制作材料可能来自西域。安阳殷墟玉器中，和田所产玉占绝大多数。与考古资料对应，文献记载中也有相关线索。《管子·揆度》载“北用禺氏之玉”，王国维认为“禺氏”即“月氏”。《史记·赵世家》载，苏厉游说赵惠文王，声称若赵秦联合，则秦乘机坐大，将从西北方对赵形成战略包围，使其失去西面的“昆山之玉”。除了昆仑山之玉，赵国还有代犬与胡马，它们共同构成赵国从西边传来的“吉祥三宝”。

　　张骞的“凿空”之旅具有空前的意义

　　张骞在西域十三年，所带来的西域信息，构成了司马迁《大宛列传》的基本史源。汉武帝派遣他第二次出使时所率领的官方使团，分头出使西域各地，开启了中西官方交往的新篇章。汉朝向西南方的拓展以及循海路遣使东南亚、南亚，都是张骞“凿空”的后续成果。

　　张骞之后至大航海时代以前，中外交流主要通过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展开。汉唐时期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海上丝绸之路为辅。前者主体方向称之为西域，后者主体路线名之为南海。宋元至明初海上丝路贸易更加发达，除蒙元时期外，西域路途大致处于阻隔状态，陆上丝路相对衰落。

　　1500年以后，欧洲文明挟殖民主义势力在全球扩张，远东地区也裹挟其中。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和宗教文化，也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从而掀起了欧洲的“中国风”。中欧交流的高潮在18世纪中叶，在18世纪晚期发生反转。当西欧大踏步地走出中世纪，开启工业化之后，中国辉煌的农业文明，成为反衬西方工业文明绝代风华的落寞背景。马戛尔尼访华，终结了中欧文化交流浪漫的蜜月；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汹涌而至，至新中国成立方才改变。

　　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特点

　　文明的交流，就渠道而言，有战争的，有和平的；就目的而言，有商业的，有政治的。这些交流主要展现了如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文明的交流往往是由浅入深，从物质到技术再到思想层面，但这个顺序并非固定不变或顺次展开的，有时会出现同时并行的情况。比如中国早期的青铜铸造技术，受欧亚草原东部游牧部族青铜文化的影响而进步，逐渐出现本土技术创新;甘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受到西方技术风格的影响，同时又是冶金技术本土化的范例。与此同时，与西方将青铜用于兵器和生产工具不同，中国在商周时期形成了灿烂的青铜礼器文明。

　　二是“郢书燕说”式的“误读”是文明交流的常见模式。这里的“郢书燕说”仅就客观形式和效果而言，并非指故意曲解。所谓“误读”，是接受主体对于异质文明的一种自我诠释，与佛家论说“心”与“境”（外物）的关系类似。印度经过西域传来的佛教文化，在中土大放异彩，但是，无论是飞天包含的多元文明，还是禅宗孕育的儒释道合流，都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成果。中国古史传说和儒家思想传播到启蒙时代的欧洲，伏羲神农遭遇诺亚方舟，激发了处在变革之中的欧洲人的思想光芒，他们的种种解读，只是为了回答欧洲人关心的现实问题，汉语是不是“初民语言”？中国人是不是诺亚的直系子孙？孔子的道德哲学有何真谛？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知识能够解释欧洲人自己心中的疑团。

　　三是现实需求决定文明交流中的主动性。中古时期的佛教入华，包括西来传经与东行求法的双向互动。但在明清时期的中西文明交流中，西方更为主动。西方在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广泛吸收各种文明的正能量，推动了西方文明的近代化转型。明清中国在农业文明的历史轨道上依然锦团簇秀，但对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带来的自鸣钟表等机械产品，只能目为奇技淫巧，并未意识到这是一种能够推动社会变革的新生产力，正因为中国社会彼时尚未产生相应的现实需求。

　　四是利益驱动是对外交流的重要动力。就具体事件而言，交流的起因有经济利益、宗教信仰，有恶友政治算计，但是，归根结底，也都是利益的驱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从来是互利共赢的。玉石之路、赵国的“吉祥三宝”、汗血马的引进，本身就是利益的流淌。中古粟特人来华也是出于逐利的需要。宋朝出于经济目的，鼓励民间开展海外贸易。民间商人从事贸易的条件相对宽松，贸易成绩显著者还能得到奖励甚至被授予相应官职。这些鼓励政策使中国沿海商人纷纷投向海上贸易，彻底改变了此前中外海上贸易主要控制在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手中的局面。

　　“郢书燕说”式的误读，其实也是一种创造

　　就文明交流的结果而言，有迎合而生存的结果；但常见的也有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的后果。

　　比如，元杂剧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被18世纪的欧洲人进行种种改编，伏尔泰改编成《中国孤儿》，所要表达的道德诉求，契合于欧洲社会的需要，这与同时代《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所表达的诉求一致。又比如中国的编年史以伏羲为始祖，其历史长度比《圣经》编年史要长数千年，欧洲启蒙思想家从中发现了挑战天主教权威的有利证据，从而采信中国古史传说，并且加以发挥。

　　“郢书燕说”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有哲学意义的，这就是某一文化或者文明，能不能被另外一文化或文明理解的问题。文明的交流与互动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对象文明，还取决于接受方的知识结构、认识能力、认知环境等，因此，从结果而言，从“实践理性”而言，文明的交流与互动，一定是“郢书燕说”式的。“郢书燕说”式的误读，其实也是一种创造。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中国知识本来就是选择性的，语言障碍和传教需要也导致了其难免扭曲，欧洲的接受者根据自己眼前的需要，将中国知识作为论说的根据，或用之以捍卫自己观点，或据之以完善思想体系，发生“郢书燕说”式的解读，是必然的。看起来启蒙时代许多新学说都与中国产生了联系，实际上很多是误会中国文化的性质所致，这种解读是一种自我诠释，促使他们更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文化。早期汉学学科诞生，就是这种“郢书燕说”的结果。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