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为长江流域带来了青铜文明，“激活”长江中下游地区丰富的金属资源；它的发现改变了学术界对于“商文明不及长江”的传统认知，是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发展等量齐观的历史见证……

　　坐落于湖北武汉黄陂的黄陂盘龙城遗址，犹如镶嵌在长江中游的文明明珠，为中华文明演进提供了独特见证。

　　凭借揭示商代资源控制体系、展现南北文明交融等关键价值，黄陂盘龙城遗址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五千载文明星河中，盘龙城以非都城身份汇聚多重文明密码，为解读中国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诞生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依据。

　　□新华社记者 喻珮

　　“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中心”

　　2024年是盘龙城发现70周年、考古发掘50周年的时间节点，也是它获得“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关键之年。这处曾实证“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的重要遗址，以大遗址考古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技术，走进学界和社会大众的视野。

　　狞厉的饕餮、蜷曲的夔龙、怒目的兽面……这些精美的纹饰通常满布青铜礼器之上，是商文化的独特表征。徜徉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一件件展出的器物似在诉说着盘龙城作为“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中心”的独特地位。

　　严谨的城市规划、复杂的青铜技术及资源管控系统，无不展现着盘龙城的文明高度，标志着长江流域在夏商时期已形成深受黄河文明影响的区域文明中心。

　　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对于商时期物质文化的认知，还仅限于殷墟文化，尤其对早商王朝的国家范围以及文化面貌认识非常有限。这样的局面，持续了近十年。

　　1954年，武汉的一场特大洪水冲刷出一座沉睡了3000余年的故城——盘龙城。

　　4年后，盘龙城被确认为属于早商时期，使得学术界认识到，同时期夏商王朝的政治版图已从黄河流域发展到了长江流域。

　　20世纪70年代，北京大学恢复招生伊始，就将田野考古工作投向盘龙城——这也是北京大学首次在南方地区的考古工作。1974年、1976年，俞伟超、李伯谦两位先生带领北大学生进行了两次发掘工作，先后在盘龙城城址、宫殿基址和李家嘴墓葬，发现大量青铜器，并开始认识到盘龙城与郑州地区商时期文化的一致性。

　　时隔20年，“大邑商”的文明印记渐渐拨开。身在长江之畔的一隅，仿佛可窥见千里之外商人浩荡而深窈的精神世界。

　　长江黄河对话交融的实证

　　商族青年自盘龙城出发，溯江而上，进入三峡，抵达古蜀——静静矗立于盘龙城城垣，不禁遥想神秘的三星堆。在世人所熟知的三星堆遗址，中原文化以夸张的青铜器物得到极大的推崇和创新，是见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交融汇聚的缩影。

　　盘龙城，是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联系起来、促进长江文明演进的关键所在。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研究馆员万琳说，在盘龙城存续的300年间，它从一个南方据点，一跃成为长江中游规模最大的中心城市，既是商文明南下的推动，也是黄河与长江不断“对话”、交融的实证。

　　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背对欧亚大陆的隆脊、向东面向大洋。地理上封闭的区位造就了文化上的独立性，同时也激发了区域内的文化交流。除了各流域内的文化交流之外，两条大河在相同的地势阶梯上并流，流域之间南北方向的交流都较发达，并形成了许多古今沿用的交通通道。

　　盘龙城所在的武汉位于今京广铁路这条传统的南北交通线路上，连接长江上下游，自古通江达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指出，夏商乃至西周时期长江流域聚落的分布，也完全吻合于上述地理格局。盘龙城所代表的夏商王朝势力，最早在文化上串联起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标志着双大河文明结构的形成。

　　夏商周时期是古代中国王朝政体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张昌平告诉记者，三代王朝中，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侧重于政治和文化引领，长江流域则侧重于资源和手工业生产。三代王朝虽有政权更迭，但政治、文化基本上是接续的。这样超过千年的延绵发展，形成了古代中国时间最长的大一统格局，也为其后中国文化传统积蓄了强大的基因。

　　学界一般将古埃及、古巴比伦（两河流域）、古印度和古代中国这四大文明古国从地理上归结为“大河文明”，这是因为它们分别对应有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印度河、黄河和长江。世界各大河文明的成就各有特色、各有千秋，古代中国的双大河文明在地理和空间上回旋余地很大，在文化和政治上有其独特的丰厚层次。

　　不断探寻深邃的根脉

　　“自十年前我开始参与到盘龙城考古中的那一刻，就感觉特别有压力，因为我们不单是面对重要的盘龙城遗址，还需要在泰斗级前辈们的工作基础之上，进一步推进盘龙城考古。”张昌平说，在盘龙城考古的点滴进展中，愈发感受到它的厚重、它的深远。

　　近十年以来，在前辈们以“考古写史”取得的巨大成绩之上，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围绕“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展开新一轮深度探索，“逐城”的步伐稳健而踏实——

　　杨家湾遗址区，已揭露成型的石砌遗迹规模巨大、修砌规整，为长江中游夏商时期遗址中首次发现。其巨大的体量和建设所需的人力、物力凸显了杨家湾地点在整个遗址的重要位置。

　　小嘴遗址区，一处完整的铸铜作坊遗址“重生”，包含制范、浇铸、冶炼、修整的完整“产业链”，是夏商时期都城之外首次发现的铸铜作坊。

　　在静静流淌的盘龙湖湖底，一系列水下考古工作证实，商时期盘龙城的原始聚落应是连成一片的陆地，如今已沉睡湖水之下，沧海桑田。这是在环境考古研究方法上的一个新认识。

　　70年逐一城，盘龙城迎来了一代又一代考古人，不断讲述着此地深邃的根脉。

　　如今，接力棒递到了“80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孙卓的手中。“五一”小长假首日，考古项目负责人孙卓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进行一场公益讲座，为许多因“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慕名而来的观众，细数了诸多新发现、新成果——盘龙城并非简单的文化“接受者”，而是参与塑造早期中国文明格局的重要力量。

　　商邑翼翼，四方之极。2024年底，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联合全国25家文博单位举办“商翼四极——商王朝地方文明特展”，聚合“四方”商代精品文物。展厅中，盘龙城遗址杨家湾11号墓出土的铜圆鼎被放置于显眼的位置。大圆鼎通高85厘米，口径55厘米，重达24.34千克，是目前所见商代早期最大的青铜圆鼎。它仿佛昭示世人：盘龙城虽远离中原，却是商王朝南方的疆土所至。

　　自1954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冲刷呈现于世人面前以来，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所揭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座沉睡地下的商代都市，被誉为“武汉城市之根”。这个根，塑就了城市的魂，让九省通衢的大武汉在时间维度上与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紧紧相拥。

　　盘龙城仍保留着太多待解之谜——它的完整规模、城市布局、文明程度，都在等待后人揭开。走进这里，可以回望夏商文明的发展历程，聆听中华文明演进的序章。

　　初夏时节，盘龙湖碧波荡漾。这座武汉最早的城市湖泊，拥抱着盘龙城遗址，文明的脉动也跟随着湖水奔腾千里，汇入江河，生生不息。

　　（新华社5月2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