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申璐 编辑/李永博 校对/李立军

距离华语经典电影《让子弹飞》上映已过15年。该片导演姜文也在2018年拍出《邪不压正》后沉寂了近7年，近日，在阿那亚·秦皇岛举行的理想国读者日活动现场，姜文出现在《让子弹飞》的映后谈环节，并透露新片《英雄出少年》将于7月15日与观众见面。

《让子弹飞》的“映后谈”持续近一个小时，场内上百个座位座无虚席。活动现场，姜文临时改变主办方提

问规则，由原先提前收集问题由另外两位嘉宾代为提问改成现场提问，他笑称这是“读者日”，不需要有人“代表”提出问题。有观众举手，他说：“不用征求我的意见，直接站起来说。”观众席不时有多位观众同时起立喊话，主办方甚至来不及递上话筒。

在整场互动中，姜文回应了许多相当直接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外界评价他的影片质量参差不齐”、平时是否会看自己片子的影评，以及对如今电影界内部的生态怎么看等。坐在嘉宾席的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教授刘擎也犀利提问，直言“想听谜面之下的谜底”。活动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

相较于对姜文前序作品的深层意义的好奇，现场来自更为年轻一代的观众抛出了更多问题，他们迫切想听姜文谈谈那些“看向当下”“看向以后”的东西。有观众摘出他在前不久北影节活动现场的发言，追问在“乌卡时代”究竟如何培养他说过的那种“自己的态度”。姜文笑称听不懂什么“乌卡时代”，他回忆说年轻时也曾感慨自己所处的境遇特殊，但后来逐渐发现“其实没区别”。如今的他觉得还是要“多做事”，新片就是在讲“两个没有杂念的人，最后如何做成了一件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事”。

银幕上那辆火车在烟雾中远去，这是影片《让子弹飞》落下的不知道第多少次大幕。

剧场的灯光没有随之亮起，黑暗之中，三把高脚凳被移到了舞台中央。全场很安静，观众都在屏息等待那个离开大众视线太久的人重新出现。他迈向舞台，手里端着一杯咖啡，三步并作两步。几束聚光灯聚合在他站定的那个位置，话筒还未举起，耳边已经是雷鸣般的掌声。刚刚银幕上那个看向火车的张麻子，再度穿过银幕又站在了台前，短短几秒的背后已经过了15年。

全场灯光仍旧没有亮起。他独自站在有些晃眼的几束灯光中又过了几秒，询问下一步流程，说“现在什么也看不见”。当灯光再度亮起时，他邀请另外两位临时赴约的嘉宾上台——纪录片导演周轶君和阿那亚创始人、被网友戏称“村长”的马寅。三个人没有一人落座，互相调侃了一阵彼此的“名字”寓意后，姜文先坐下了，左腿抬起搭在右腿上，顺手把咖啡杯放在了左腿膝盖处。后来的一个小时里，这个咖啡杯始终立在那里，成了当场最“抢镜”的一幕，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戏称：“姜文，似乎还是那个姜文。”

活动正式开始前，姜文就打破了主办方预先设置的规则，婉拒了两位嘉宾代为转达已经收集好的读者提问，提议两位还是说“自己”想说的，也让到场的观众提他们想提的问题。“这个活动不是叫‘读者日’吗，有人‘代言’算怎么回事。”当有观众举手时，他说：“不用征求我的意见，直接站起来说。”后来的观众席上不时有多位观众同时起立喊话，主办方甚至来不及递上话筒。

在1994年上映《阳光灿烂的日子》后，姜文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产出速度。但从第一部作品，到2018年上映的《邪不压正》，这些影片在观众层面收获的反馈并不总是相近。当被问及对此如何看待时，姜文笑称他是容易“交浅言深”的人。他解释说当说话人觉得自己在和对方“交心”时，听到话的一方“不一定觉得舒服”，或者说“人家没做好这个准备”。

姜文坦言，自己曾经也很关注互联网上的影评，甚至还匿名和对方激辩。但一段时间后，他已经不太看评论了，开始接受“当一件作品一旦离开创作者的手，就不再属于你了”。他提到了鲁迅和围绕鲁迅作品的研究，笑称鲁迅当年写出那些作品的年龄比很多人都年轻，却被今天的人有时称为“老爷子”，“双方如果要商量，很多时候真聊不下去”。嘉宾席上坐着的鲁迅作品研究者、学者许子东笑而不语。

从这个角度来看，姜文直接回应说：“我怎么可能让别人聊到我心里去。 ”但他同样觉得，只要别人愿意聊就很好。他表示其中的误解占大部分，“我肯定没想那么多，或者我想的不是那件事”。

活动现场，坐在嘉宾席的另一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刘擎接过话筒，询问姜文影片中是否确实有更深层的意味，并追问电影结尾处留下的那个问题“火车要开往上海还是浦东”怎么理解。姜文以鱼塘作比，称任何从这个水池中出来的作品都不可能摆脱水池的影响。至于后者，他直言在作为北方人的他看来没有区别，“用长焦镜头拍摄时，浦东就是上海，上海就是浦东”。他笑称，火车总是需要一个目的地，而很多地方大家可能并不知道，就需要换个名字提高知名度，“比如阿那亚”。

谈及如今电影界内部的生态，姜文认为成为好的导演需要从编剧开始，或者有些好的演员也能成为好导演，后者直接将剧本变成了行为，这是其中的便利。当被问及如今年轻一代的演员有时会感慨如今业内的氛围似乎不如从前，代际之间缺乏围绕业务本身的更深入的对话，他对此怎么看时，他觉得电影界互相称呼“老师”更像是一种挖苦，而跨越代际的交流很多时候其实“聊不到一起”。

现场有读者摘出姜文在前不久北京电影节活动现场的发言，当时姜文曾表示电影结束本身只是一个工具，或者一个话筒，“但是你要说什么很重要，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态度，自己要说的话，那你会很受罪”。当被追问在如今这样一个“乌卡时代”（VUCA，指的是我们正处于一个具有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的世界里），该如何确立这种“态度”时，姜文笑称听不懂什么“乌卡时代”，他回忆说年轻时也曾感慨自己所处的境遇特殊，但后来逐渐发现“其实没那么大区别”，否则“就读不懂别人的书了”。

如今的他觉得还是要“多做事”，而即将上映的新片就是在讲“两个没有杂念的人，最后如何做成了一件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