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钢铁工业布局演变始终与国家产业政策高度相关。近年来，我国钢铁工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以产能跨区域向沿海转移促进产业布局优化，以大型钢铁企业联合重组促进组织结构优化，全行业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当前，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产业布局、组织结构调整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对此，我们应准确把握产业发展趋势，着眼关键环节，主动作为、打通“堵点”，为行业“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我国钢铁工业布局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

“十三五”以来，我国大力推进钢铁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沿海钢铁基地建设，钢铁产业布局基本形成，主要呈现北重南轻、东多西少的特征。

从布局现状看，粗钢产量数据显示：2024年，河北、江苏、山东、辽宁、山西5省粗钢产量合计5.23亿吨，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达52%，5省均位于东部地区。大型生产基地情况：2024年，我国单体粗钢产量在500万吨以上的大型钢铁生产基地共有61个，其中51个分布在东部地区。截至2024年底，我国单体粗钢产量在200万吨以上的沿海地区（距离海岸线5公里以内）钢铁生产基地共有26个，合计粗钢产量约1.60亿吨；单体粗钢产量在200万吨以上的沿江地区（距离长江5公里以内）钢铁生产基地18个，合计粗钢产量约1.35亿吨；沿海、沿江钢铁生产基地达到44个，合计粗钢产量约3亿吨，约占全国总产量/产能的27%，大型钢铁基地沿海沿江布局特征较为明显。

形成钢铁布局北重南轻、东多西少特征的原因：

从资源因素来看，我国铁矿资源主要分布在华北和东北地区，我国许多钢企都是依托当地铁矿石资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鞍钢、包钢、太钢等，至今仍是我国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与此同时，北方煤炭资源丰富，尤其是山西、内蒙古等地，为我国钢铁工业提供充足的能源支持，长期形成我国钢铁工业北重南轻的布局特点。

这些年，很多城市钢厂搬迁将沿海地区作为首选地，原因既有环境容量大，有利于污染物扩散，且拥有丰富的海水资源；又临近大型港口，可以大幅降低原燃料运输成本。加之，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尤其是制造业发展成熟，用钢需求量大，且基础设施完善，也推动钢企从依托资源的内陆型布局逐步转向市场、资源并重的东部沿海布局。2024年，我国东部地区粗钢产量高达8.21亿吨，在全国产量中占比为81.7%，而西部地区粗钢产量1.84亿吨，占比仅18.3%，呈现出明显的东多西少格局。

目前，我国存在区域钢材供需错配现象。比较突出的是，华北、东北地区钢材产量大于消费，而华东、中南等地区钢材产量小于消费。2024年，我国钢材产量最大的华北地区全国占比达34.7%，而钢材消费仅占21.3%；东北地区钢材产量全国占比7.1%，而钢材消费占比仅4.1%；华北和东北为全国唯二的钢材净流出地区，而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地区均为钢材净流入地区，导致我国“北钢南运”局面的形成。（见图1）

当前，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产业布局调整正由资源型布局逐步转向消费型布局。

从世界主要产钢国钢铁工业布局调整演变趋势看，在钢铁工业处于起步阶段，在空间上呈现出围绕铁矿石、煤炭等资源进行布局的特征，同时围绕钢铁产业在周边区域重点发展下游用钢行业。但随着钢铁工业发展进入成熟阶段，钢铁蓄积量持续增加，废钢资源变得丰富，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制造业发达地区获取废钢成本相对较低，钢企往往选择围绕主要工业带建设大型钢铁生产基地，以更好地满足当地市场需求。

对沿海型布局而言，其本质就是资源全球优化配置、生产贴近市场。各国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制造业发达地区往往处于沿海，当地废钢资源充足，同时依托临近大型港口优势能够更为经济地获取进口铁矿石、煤炭、废钢等原燃料资源。钢企在沿海地区建设大型钢铁生产基地，既可以更好地满足当地市场需求，又便于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我国沿海经济带（如长三角、珠三角）经济更为发达，汽车、造船、家电等主要用钢行业聚集，因此，内陆钢企选择向沿海地区转移建设大型长流程钢厂已经成为主要发展趋势。

对资源型布局而言，与钢铁工业在起步发展阶段围绕铁矿石、煤炭等资源进行布局不同，随着绿色低碳要求不断提升，内陆地区开始围绕废钢、电力（尤其是可再生能源电力）资源丰富地区在城市周边布局中小型短流程钢厂，以满足周边地区用钢需求。这也成为我国钢铁工业布局调整的另一方向。

基于上述分析，“十五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布局调整发展方向主要是：持续推动钢铁产能由过度集中地区向其他区域有序转移，逐步缓解区域钢材供需错配问题。新布局的长流程钢铁生产基地主要建设在能源总量有保证、环境容量有富余、水资源丰富、物流交通便利的沿海地区；新布局的短流程钢铁生产基地主要建设在废钢资源丰富、电力资源和成本有优势（尤其是绿电资源）、满足周边市场钢材需求的内陆城市周边地区。

我国钢铁工业组织结构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趋势

“十四五”以来，我国钢企联合重组取得了积极进展，收获很多宝贵经验。中国宝武先后重组昆钢、新钢和战略投资山钢，鞍钢集团先后重组本钢、凌钢，中信泰富特钢与南钢携手打造全球最大的专业化特钢企业，建龙重整西宁特钢，敬业集团相继收购连云港兴鑫钢铁、日钢营口中板。受此推动，“十四五”以来，我国钢铁产业的粗钢产量集中度（“CR”）波动回升，“CR4”由2021年的25.1%上升至2024年的26.9%，上升1.8个百分点；“CR10”由2021年的41.4%上升至2024年的42.0%，上升0.6个百分点。（见图2）

2024年，我国钢铁产业“CR3”仅为22.9%，虽然较2016年低点有大幅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非常大的差距。2024年，美国钢铁产业“CR3”为66.6%，日本达到86.0%，韩国高达92.0%。相比之下，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仍明显偏低。

究其原因如下：

一是地方政府压力。比如，有些地方政府为稳经济增长、保就业，不希望当地钢企或产能退出，使低效落后、亏损产能继续生产；在重组方面，有些地方政府要求收购方不能转移被重组企业产能装备、不能缩减生产规模，甚至要求扩大规模。

二是人员安置困难。产能退出涉及大量人员安置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社会稳定问题。

三是资产债务处置风险高。被重组企业往往资产质量较差、负债率高，对重组企业资产负债率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产能退出后的土地、厂房等固定资产的价值评估和转让也并非易事，有些资产还处于被查封状态；产能退出容易产生不良贷款，可能引发金融系统连锁反应。

四是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当前，企业开展联合重组后，同一集团所在不同地区的能耗、污染物排放指标等资源要素配置和流动还存在堵点，尽管产能、产量明确可以流动，但有些地方政府不支持，甚至上述指标不能在其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转移。

五是重组后的整合协同难。联合重组后，企业不仅深度整合融合内部管理、文化等难度大，还面临产品相似、面向同一区域市场激烈竞争等问题，容易造成联而不合、合而不同，不能实现协同效应最大化。

六是历史遗留问题多。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存在差异，被重组的部分国有企业存在企业办社会、厂办大集体、辅业单位负担重等历史遗留问题。加上产能退出后的危废、污染等治理仍需要大量资金，钢铁产能资产化、担心失去产能产量指标和市场客户、政策支持力度不大等因素，导致企业开展联合重组或退出市场意愿不强。

到“十五五”末，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CR10”力争提升到50%左右。这期间需要破除阻碍钢企联合重组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目前来看，我国钢铁工业联合重组发展方向主要有3个：

一是政府推动型。以中国宝武、鞍钢集团等代表的钢铁央企积极开展跨区域联合重组，发挥了国有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其中，中国宝武重组马钢、太钢、重钢、昆钢、新钢等，在钢铁主业构建起宝钢股份、中南钢铁、马钢、太钢、新疆八钢、新钢六大控股子公司，2024年粗钢产量达到1.3亿吨，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钢企。鞍钢集团先后重组攀钢、本钢、凌钢，在钢铁主业构建起鞍山钢铁、攀钢、本钢、凌钢四大控股子公司，2024年粗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成为国内第二、世界第三大钢企，进一步巩固鞍钢在我国钢铁产业格局中的地位。

二是市场主导型。以沙钢、建龙等为代表的大型民营钢企积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跨区域、跨所有制联合重组，通过市场化手段现金收购经营陷入困境的地方国企和民企，产能规模持续扩张。其中，沙钢通过并购重组、参股合作等多种形式推进资产重组，先后联合重组淮钢特钢、常州鑫瑞特钢、无锡锡兴钢铁等江苏钢企，同时积极向域外市场拓展，先后收购河南安阳永兴钢铁和东北特钢。2024年，沙钢粗钢产量达到4000万吨，产量排名国内钢企第4位，同时也是国内最大的民营钢企。建龙集团以重组海鑫钢铁成立山西建龙为支点，先后接管包钢万腾、宁夏申银特钢、文水海威、西宁特钢等企业；以黑龙江建龙为支点，先后重组北满特钢、阿城钢铁、西林钢铁，粗钢产能规模大幅扩充。2024年，建龙粗钢产量达到3700万吨，跻身国内钢企产量第5位。

三是股权合作型。随着湖南钢铁集团、山东钢铁集团、河北钢铁集团等区域性钢铁龙头企业的相继成立，我国钢铁大省国有钢企重组基本完成，而河北、江苏、山西等省还有为数众多的民营钢企，面临继续推动联合重组，提升产业集中度的重任。钢铁大省地方民营钢企按照“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政府引导”的原则，以资本为纽带，实质性推动联合重组，真正深入推进股权融合，打造区域性民营钢企集团，实现共同发展。四川省推动8家短流程炼钢企业整合成立四川冶控集团有限公司，组建后炼钢规模达1000万吨，跻身全国最大的短流程企业集团。

对“十五五”产业布局调整的有关政策措施建议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和宏观政策指导。

针对钢铁产能布局不合理导致的供需错配和大量钢材“北钢南运”等问题，国家和地方应立足资源、区位、环境、市场等条件，因地制宜地细化完善各地区钢铁产业布局调整政策措施。各地区钢铁产业布局调整要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产品结构要与当地产业集群发展相适应，生产规模要与当地市场需求相适应，避免钢铁产业向某一区域集中转移，造成新的区域产能过度集中，同时严格限制“两头在外”（原料需要引进，产品需要输出）区域产能规模扩张。

二是做好产业转移对接政策支撑。

各地区应制定相关政策规划，提供用地、投资、税费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便利条件，增强地区在发展钢铁工业方面的独特优势，其中包括综合性规划中的钢铁工业部分、钢铁工业专项政策以及针对重点钢企的优惠政策等，持续做好钢铁产业转移对接。国家和地方应统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钢铁产业布局和大型钢铁基地项目建设，积极探索跨区域合作机制，指导各地做好钢铁产业发展和承接转移的规划衔接、政策协调、信息共享、协同监管等，建立分层管理协同治理的新机制。

三是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应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切实破除影响要素资源在重组企业优化配置的壁垒、障碍，实现要素资源充分自由流动，进而带动钢铁产业合理布局、有序转移。

四是加大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力度。

国家和地方应加大财税、金融等方面支持力度，设立钢铁行业结构调整基金，给予退出产能企业合理的经济补偿，用于解决退出企业人员安置问题，加快推动落后低效产能有序彻底退出；一视同仁地支持国有和民营钢企跨区域、跨所有制联合重组，在债务处置等方面给予财政支持，对上市公司重组提供股权融资等政策支持，有效地降低企业联合重组成本和风险，推动钢铁产业集中度提升。

五是取消钢铁产能指标交易。

国家应取消企业之间的钢铁产能指标交易，解除附加在产能上的利益关系，实现钢铁产能去资产化，仅允许钢企利用自有产能或通过实质性兼并重组企业产能进行产能置换，同时允许集团内部钢铁产能、产量、能耗、污染物排放指标等要素资源跨区域流动，在加速落后低效产能退出的同时优化产业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