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滩上总是不规则分布着像帽子一样的土丘。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退役军人事务局接到一个线索——在这片漫无边际的荒滩上，有几座烈士的“土丘”坟。

这条线索来自一位老军人的后代，坟里埋葬的是老人的战友。额济纳旗退役军人事务局几名工作人员找到了对方说的“坟”——14座土丘依次排开，只有最打头那一座的前面，倒着一个断裂的墓碑，上面记着名字与牺牲年份——冯英林，1979年逝，后确认为烈士。

剩下的13座，都是无名者。

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他们什么时候牺牲的？他们是不是烈士？

在寻找的过程中，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又从老兵那里得知，在另一片荒滩上，“还有6个（坟）”。

该局局长吕金泉和几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按照老兵的描述去找，没找到。后来，他又带着研究地方历史的老同志，从荒滩的几个方向向中心寻找，去了3次，才在东北角找到了6座聚集在一起的“疑似坟墓”，同样是普通的土丘，周边长着红柳和白刺。

他们拍了照片，给当地“干白事儿”的公司辨认——确定这是墓，但到底是不是老兵说的“烈士墓”，必须要找到烈士的名字，找到他们的亲属，做基因比对才能确认。

寻找的过程，耗时、耗钱、耗精力，却可能一无所获。一些提供线索的老兵，过段时间再联系就失去了音讯，吕金泉时常坐在办公桌前焦虑，“再等不了了”。

寻找

这些寻找中，有连长来找自己的兵葬在哪儿，有远方过来的老人找兄弟的墓——家人只知道他们是去建设祖国的大西北。

老兵王清林就接到过这样的委托。如今，年过70岁的王清林仍然穿着军绿色的迷彩服，“托人买的，肥大、耐磨，又实惠，穿其他衣服，紧得很”。

1974年，他应征入伍。5年后转业到额济纳旗，此后一直生活在这里。

七八年前，同县一名战士的父母托老乡向王清林打听：“我们儿子到底埋哪了？那时候给他评的是烈士，你们都一块儿出去的，他牺牲在哪个地方了？”

那个时候，王清林跑了很多部门查不到。后来，他和吕金泉建立了联系，才知道战友被安葬在了东风烈士陵园。

东风烈士陵园埋葬的很多是曾为国防建设、航空航天建设、边疆守护付出生命的战士，这里距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不远，航天员出征前会专程前往祭拜。

这个迟到多年的消息终于辗转回家乡，王清林想着战友的父母可能想来看看，但再没收到家乡的回音。

20世纪50至70年代，一车又一车的士兵被拉到苍茫的戈壁滩上，他们有的来修铁路，有的来修航空基地，还有人守边防。

额济纳旗在内蒙古自治区西部，2010年刚开通客运列车时，固定的一条线路，每天都发车，后来乘坐的人实在太少，改成了一周发两趟。

这里的常住人口3万多，守护着11.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和507公里的边境线。

“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风吹石头跑”，当地人开玩笑说，在“胡杨林”还没被当作旅游资源之前，这里没什么称得上规模的产业，“额济纳的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在这里生活下去”。

这个“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地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豁口”，自古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骠骑将军霍去病入“居延”收“河西”，说的就是“额济纳旗”——攻下这里，就可以直取河西走廊，往西是新疆，向东是中原。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被当作卫星发射与研究基地。“几十年前，连额济纳旗都是个秘密。”老兵赵世清1976年入伍。他是家里的大儿子，父亲想念他，托人照着家书上的通讯地址找到了兰州市，找了3天都找不到儿子的踪迹，又写信问他：“怎么找不到你啊。”半个月后，赵世清收到了信，他回复，“远得很哩，我们这儿坐慢火车到兰州要坐三天两夜了”。

在一个藏满了秘密的地方找到“无名墓”背后的故事，总让人觉得有心无力。

退役军人事务局曾经从“旗志”和“盟志”里找到，20世纪50年代，曾有士兵剿匪牺牲，被就地安葬于戈壁。他们按照资料找过去，坟墓已不见踪影。吕金泉向周围的牧民打听，牧民说“以前清明，我们这儿的学校还有老师组织扫墓”。

牧民回忆，用松木立的墓碑逐渐被风化，时间久了，土丘也不见了。

一年多过去了，额济纳旗退役军人事务局仍然只掌握冯英林一名烈士的身份信息。对于这个刚刚成立6年，人手少的单位来说，即使人员全部出动，推进工作仍存在困难。

2021年，额济纳旗人民检察院成为“推一把”的力量，大家开始一起寻找。

从检20余年，额济纳旗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官李环办过不少监督行政机关履职的公益诉讼案件，从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再到未成年人保护，直到接触了退役军人事务局，他才知道，原来他从小成长的地方，有如此多散落在外的烈士坟墓。

在检察院的推动下，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争取各方资金修缮冯英林及其他13名烈士的墓碑，还通过微信公众号继续寻找13名无名烈士。

在城郊，退役军人事务局支持修建了一个烈士纪念广场。在他们的计划里，找到烈士的姓名、征得家属的同意，就将这些烈士坟墓迁至广场的后侧，这里比邻水系，刚移栽的树苗正在生长。

而这所有的设想都建立在找到这些无名者究竟是谁的基础之上。

无名的人

吕金泉找到老兵王清林。王清林慢慢回忆起，13座无名墓里有5个人是新兵，因意外事故离世。

一些老兵开始自发在群里寻找这些无名者。

后来收集的其他老兵信息也印证了王清林的说法。老兵张效成看到网络上的寻人信息，给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我记得那里（无名墓所在地）好像叫‘吉咯狼头’”。“吉日嘎朗图”，汉语意思是“幸福”。

张效成补充了几大段文字，讲述了13座坟墓中可能的两个姓名——“张兆训，江苏省丰县梁寨镇人，1968年入伍，（原）兰州军区守备师高炮营，营部书记。”“孙志先，吉林省蛟河市人，（原）兰州军区守备师警卫连战士，1968年入伍。”

张效成回忆：“1970年4月27日中午正是午饭时间，听到电话铃声的张兆训去接电话不幸触电身亡。张兆训也是烈士子女。他去世时还没有结婚，但有个未婚妻，听说可能有一个妹妹，现在情况不详。”

这场高压线和军用通讯线连在一起导致的重大事故也是“孙志先”牺牲的原因。

信息仍然是模糊的，需要与烈士亲属确认，才能完成闭环。比起刚成立不久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检察院已经积攒了丰富的跨区域协作经验。时任额济纳旗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华迅速联系到河南太康、江苏丰县、吉林蛟河三地的检察院。当地检察官没有耽误时间，迅速上门，多部门合作找到了几名疑似无名烈士的名字——焦学臣、王锦才、徐照成、王玉然、冯勋力、孙智先、张兆训。

与此同时，额济纳旗退役军人事务局也尝试和三地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联络，寻求协助。

工作人员上门时，有人很快就从柜子里拿出了哥哥张兆训的烈士证。过了半个世纪，仍然被完好地保存。只有一位烈士的母亲尚在人世，这名战士牺牲时18岁。

这些牺牲的烈士面目逐渐清晰，20岁左右，大多未婚，从父母的儿子变成了国家的兵。

案子结了两年多，但李环总觉得这事儿还没彻底完，他仍然在关心着后续的结果，一有消息，就听一耳朵——这个西北男人不善言辞，到感慨处，他总是轻轻叹气，“我女儿上大学，跟他们差不多大”。

彼时，退役铁道兵王民立为了寻找青绿铁路上牺牲铁道兵的坟墓，找到了位于额济纳旗的东风烈士陵园。这个消息，传到了额济纳旗人民检察院——有人在找墓的坐标，有人在找无名墓的名字。

王民立被请到了额济纳旗人民检察院。她开始讲述跨越数年，为铁道兵寻亲的故事。王民立的父亲曾经为青绿铁路奋战，她的哥哥为铁路建设牺牲。

青绿铁路是酒泉基地的铁路专用线。王民立介绍，青绿线南起清水站，北至额济纳旗绿园站，于20世纪50年代修建，被称作“地图上没有标记的铁路”。

乘火车来的兵不全都干了轰轰烈烈、“有名有姓”的工作。王民立从历史资料的记载中找到牺牲的17名战士的名字，沿着青绿铁路寻找他们墓碑的坐标。在途中，她收集到这样的故事。

铁道兵陈南潮曾接济过当地的放羊娃王晋桓姐弟“一口吃的”，后来，因为环境艰苦，陆续有修建铁路的士兵牺牲在这里，他们的坟墓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排开，时间久了，松木墓碑被风化，消失。

但王晋桓始终记得陈南潮是第一个。陈南潮的墓被王晋桓守护了半个多世纪。直到2013年，连同其他几座无名的铁道兵坟墓，一同被迁入东风烈士陵园。

陈南潮因随汽车运送物资翻车而亡。资料中牺牲在青绿线上的铁道兵还有人为救战友被机车撞亡，有人因病不治，有人被风沙掩埋……

王民立后来听老兵回忆，那时，他们在戈壁滩上遇到大风，会迅速地从马背上跳下来，手拉手围成一个圈，卧在戈壁滩上，才不会被风沙席卷走。

当他们目睹战友的意外牺牲，这些年轻的战士才意识到死亡离自己如此之近。王清林说：“就是心寒一些，意外事故就跟战备似的，这是很正常的。”

而赵世清则回忆起，得知可能上战场的那天，他把存折里的40元全部取出来，8元寄到家里，剩下的钱买了黄桃罐头，和战友分着吃。

在和平年代，军人的牺牲似乎不再是在搏斗中壮烈地离去，他们面对的是恶劣的环境、随时可能发生的风险事故、糟糕的医疗条件……王民立说：“但牺牲没有大小之分。”

“孙智先”“孙枝先”“孙志先”和“孙智光”

王民立手里有牺牲铁道兵的名单，一边为他们寻亲，一边确定他们坟墓的位置。她曾经顺着青绿铁路沿线走，询问周边牧民是否曾看到过铁道兵的墓，后来打听到一些散落在外的墓已经迁入了东风烈士陵园。

彼时，东风烈士陵园里有15座无名墓。王民立想这或许就是她正在寻找的铁道兵的无名墓。她靠着烈士遗骸鉴定，在这些无名墓里确定了6个铁道兵烈士墓的身份和坐标。东风烈士陵园内部也做过讨论，王民立说：“是因为我们把所有能找到的亲属都找到了，我们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所以才鉴定的。”

烈士遗骸鉴定正在被广泛地运用于烈士寻亲过程中，不仅可以帮助精准确认烈士身份，还可帮助还原烈士生前受的伤以及通过3D扫描头骨进行画像，还原他们的样貌。

技术发展迅速，但仍然有其不可解决的难题。比如想要进行基因比对，就必须要先找到烈士的亲属。

额济纳旗退役军人事务局也想给无名烈士做遗骸鉴定，但吕金泉和同事总想着等戈壁滩上的13座无名墓的人都找齐了才能做，此时打扰已经“入土为安”的烈士，他们总觉得不安心，时不我待，“烈士的近亲都要走了”。

可寻找越来越难，两年多来，能问的人都问了，提供线索的电话也很少响起。

寻找的过程中，王民立一天最多打过40多个电话，打市民热线、打各地退伍军人事务局电话、打到学校、报社去寻找知情人。每当自报家门，是为烈士寻亲，“在这些岗位上的人基本会提供最大的帮助”。

他们还找过烈士出生地的电视台和报社，在文章刊发后得到一名87岁老人提供的线索，他们要找的人就是这位老人的同班战友。

这些烈士牺牲的年代，资料都靠手写，有时音同字不同——部队资料记载的，墓碑上刻的、烈士证上的都不是同样的字。有时，笔画写得潦草了，抄错也常发生——比如把“全”抄成“仓”，更多的时候，这两种情况可能会同时发生。

还有一些特殊的状况。吉林省蛟河市人民检察院在接到额济纳旗人民检察院的诉求之后，就开始联络当地的政府部门确认信息，额济纳旗提供的线索极为简单，名字是“孙志先”。经多方核实，只有一名蛟河籍烈士“孙智先”与之较为接近。从蛟河“孙智先”烈士的弟弟孙岚山口中得知，其本名“孙枝先”，入伍后多次改名“孙志先”“孙智先”，有些资料把“孙智先”写成“孙智光”，军人牺牲证明书上写着“孙智先”。蛟河市人民检察院将这一线索反馈给额尔纳旗人民检察院。

王民立还有个方法，南方有些村落仍留着族谱，维系着宗亲关系。王民立也托人去打听。很多次，都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了烈士的名字。

这是一件极耗成本，极耗心血，极耗人脉的工作。

找到历史的“盲点”

有些老兵托王民立寻找战友坟墓时说：“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做了孤魂野鬼？”

王民立作为烈属，很理解他们的心情。“虽说青山处处埋忠骨，到底已经山河无恙，应该英雄归葬。”

王民立见过寻找父亲的女儿。父亲在她四个月大时离开。她成年工作后，总是跑去民政部门询问是否有资料记载父亲所葬之处，她想亲自去看看，但始终查不到。直到2020年，才在抚恤金领取的统计表上看到了父亲牺牲的地址。

王民立也曾听说一位母亲在儿子牺牲一年后才得到消息，家人怕她想不开日夜守着，这位母亲为儿子立了衣冠冢，就葬在她和老伴身边。王民立也见过一个堂妹，牺牲的堂哥和她一起长大，她嘱咐王民立，如果能为堂哥立碑，她一定去现场祭拜。

2022年，东风烈士陵园的无名墓被确定为铁道兵之后，有3家亲属都提出要去现场祭拜，其中一位烈士的哥哥已经80多岁了，老人很着急，“我再不去看，我可能就那个（去世）了”。

有烈士家属对前去调研的工作人员说：“没想到你们还记得，国家还记得。”

如今，烈士存留的近亲，大多已年迈，他们多数不再有心力寻找、迁坟，甚至来看一眼。

唯一准确确认身份的冯英林烈士家属回复额济纳旗退役军人事务局：全权交由您处理。

他们发现，大多数烈属只是希望家人能有一个体面的埋葬处，烈士陵园是最好不过的。

东风烈士陵园里，有两座墓碑，疑似是在青绿线牺牲的战士。其他信息都能对得上，但墓碑上的名字与他们的烈士证上的名字音同字不同，以王民立的经验，这两人理应就是牺牲的铁道兵，墓碑的名字也应按照烈士证上亲属确认过的名字做更正。

起初，王民立想写家族史，写在青绿线上的父亲，写在焦柳线上牺牲的哥哥，可后面越写越深，越写越多。“填补铁道兵历史上的盲点”，她说，“包括我找这些烈士，并不是因为我想去找，而是我必须去找，他是我们的盲点，我们要把历史写完整”。

有时，王民立想，葬在哪里，名字是什么，烈士本人或许并不在意。但她又想，写历史的人在乎，读历史的人也在乎，他们的亲属也始终惦记着。

一位女士曾找到王民立，她是烈士的侄女，回忆起父亲提起伯伯时常带着遗憾，“有过多封通信，但都没能保留下来，也没留下照片”，但和女儿形容，“比我帅，鼻梁很高”。

2022年，烈士遗骸比对成功，家人终于知道了他的安葬之处。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