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法制日报

万众期待之下，生态环境法典草案4月27日首次亮相，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4月30日，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细心观察可以发现，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的相关内容表述为“积极研究推进环境（生态环境）法典和其他条件成熟领域的法典编纂工作”，可见法典名称在当时并未确定。此前还有学者提出过“环境法典”“生态环境法典”“环境保护法典”等不同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之所以用“生态环境”来命名法典，其中包含着遵守法律命名规范以及立法技术与政治意涵的多重考量。

名称是对法律本质的凝练表达

　　法律名称是立法者对法律本质的凝练表达，其确定需兼顾技术规范与政治意涵。我国法律名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法治理念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律名称是法律文本的核心标识。我国的法律中，有的法律名称具有快速判断其调整领域、效力等级及立法主体的识别与定位功能，如民法典；有的法律名称具有界定法律的空间效力、时间效力及适用主体的规范与边界功能，如黄河保护法；还有的法律名称承载政治价值导向、传递国家战略意图、凸显政治立场、强化社会共识的社会沟通与宣传功能，如英雄烈士保护法。

一般而言，法律命名需要考虑几个核心要素：一是精准表述法律的调整对象以明确法律规制的社会关系类型，如环境保护法；二是体现法律干预手段以明确调整方法，如循环经济促进法；三是通过主体、地域或事项限定效力以明确效力范围，如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四是通过直接反映立法宗旨而体现立法目的，如大气污染防治法。

法典名称更需注重价值追求

　　法典编纂在任何国家都是重大政治决策下的立法活动，不仅其立法过程更加复杂，其名称确定也更加注重政治意涵。法典所具有的各项功能都应在名称中加以体现。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以法典命名的环境立法文件，其共同点是均有“法典”一词，不同点是有或短或长的前缀词。如哥伦比亚命名为《可再生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法典》，瑞典、法国、意大利命名为《环境法典》，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爱沙尼亚命名为《生态法典》，柬埔寨命名为《环境与自然资源法典》，菲律宾命名为《环境保护法典》等。不同名称的背后，更多体现的是法典的政治考量、价值追求与文化传承。

由此可见，与单项法律比较，法典命名更注重从政治高度加以考量，其实质要素、文化要素在命名中占据重要位置。

生态环境法典具有政治意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实现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环境法治理论与实践实现了以污染治理为特征的“小环境法”到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环境法”的本质飞跃。以“生态环境”命名法典，既可以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可以更好体现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与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所涵摄的法律关系。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党中央的重大政治决策，法典命名首先必须体现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与行动纲领。以“生态环境”命名法典，可以更好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践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整体论、“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论，确保“以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轨道。

法典命名必须体现国家立法体制与使命担当。以“生态环境”命名法典，鲜明地体现了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体制，体现生态环境法典实现宪法规定的国家目标、落实国家任务的使命担当。

法典命名必须充分考虑其文化功能与国际影响力。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和法律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也是为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和世界法典文明贡献中国力量与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鲜明标志。生态环境危机是当代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以应有的大国责任和担当精神积极参与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了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彰显了中华“和合”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以“生态环境”命名法典，可以更好展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法典化立法提供一种新的立法方案的历史视野与宏阔胸怀。

（作者系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法治日报》记者朱宁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