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大众新闻-大众日报

5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处方药和医药产品价格降低30%至80%，以把美国国内药品价格降至与药价最低的国家相同的水平。

　　美国许多处方药价格是全球最高的，通常是其他发达国家的近三倍。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也曾签署行政令，要求降低药价，但受到制药业强烈反对，并最终被法院阻止。

　　美国的处方药价格为何这么高？此次特朗普的降价令能生效吗？

药品定价毫无约束 政企勾结推高药价

　　美国各大制药企业的药价近年来屡屡暴涨，涨幅动辄达到几倍甚至几十倍，最典型的要数美国图林制药公司了。

　　这家公司在买下治疗艾滋病病人寄生虫感染的基础药物“达拉匹林”的专营权后，把这种药的价格从每粒13.5美元涨到750美元，翻了50多倍，引发轩然大波。

　　图林公司首席执行官马丁·斯克莱里也被美国舆论称为“最令人憎恨的人”，但他在国会众议院就此事作证时，遵从律师的建议，除了确认自己的姓名之外，一言不发，结果此事不了了之。

　　斯克莱里可以自由定价而不受限制，来源于美国对药价管理的法律法规的巨大漏洞，使政府难以干预药企定价。

　　美国国内采购药品的最大买家是政府医保。美国法律规定，由药品流通中介机构“药品福利管理者（PBM）”代表医保部门与制药公司展开药品价格谈判。理论上，PBM应该为医保争取最低药品价格，但实际上，有些制药公司会向PBM提供所谓“财政激励”，以便其支持价格较高的药品。

　　就这样，药企靠着美国毫无约束的药品定价和药物专利体系长期垄断定高价，而其中的部分利润花在了对政客的游说上，与政界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关系，阻止不利于药企的新法律的通过。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指出，由于处方药价格高昂，2021年有超过900万成年人漏服、服用剂量过小或延迟续药。

首个任期的降药价尝试被联邦法院叫停

　　2018年，特朗普公布《美国患者优先》草案计划，其中了包括50多项降低药价的措施，这项计划也被认为是美国医药改革优先议题的框架。

　　在当时的讲话中，特朗普称美国的医药系统“已经破裂”，而造成这个系统破裂的原因是由制药公司、保险公司、销售商和药店等多方因素造成。他还指责药企游说集团通过牺牲消费者的利益而大发横财。

　　“药物和医保是在游说方面花费最多的行业。”特朗普表示，“去年，这些公司在游说上花费了近2.8亿美元，比烟草公司、石油公司和国防承包商所花的游说费用总和还要多。此外，健康保险公司和其他供应商还额外投入了2亿美元的游说费用，以保护‘高价药’的现状，这种状况已经持续多年。”

　　2020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试图让联邦医保支付的药价不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最低价。特朗普称：“这项行政令将确保美国从大制药公司获得的药品价格与其他国家一样低。美国的价格正在快速下降。我们刚刚还取消了中间商的回扣，进一步降低药价。”

　　行政令预计每年使制药行业减收超100亿美元。制药公司通过涨价和游说进行抵制，药企以“规则制定程序不当”为由提起诉讼，该政策最终被联邦法院叫停。

再战制药业 特朗普要求“最惠国价格”

　　5月12日，特朗普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并签署了有关降低美国处方药价格的行政令。这项政策旨在将美国的处方药定价与“其他发达国家”进行对标，要求制药公司向美国市场提供“最惠国价格”。白宫强调，即便算上药企折扣，美国目前支付的品牌药价格仍是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三倍以上。

　　特朗普表示，此次命令的“原则很简单——无论其他发达国家支付的药品最低价格是多少，那都是美国人将要支付的价格。一些处方药和药品价格将几乎立即降低50%到80%甚至90%。”

　　根据制药企业的估算，“最惠国”药品定价政策若全面实施，未来十年将给该行业带来超过1万亿美元的损失。近期已有多位药企高管积极游说国会，力阻该政策被纳入现有医保改革或减税相关法案。

　　制药行业最大的行业协会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称：“任何形式的政府定价都对美国患者不利。为了降低美国人的药品成本，我们应该解决药品成本中流向中间商的份额不断增加的问题。”该组织曾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中起诉联邦政府试图限制药品价格。

　　特朗普则强硬回应药企质疑，指责他们长期以来利用“研发成本”作为借口，将全球药品研发支出负担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制药公司多年来一直说那是研发成本，这些成本理所当然地全部由美国的冤大头来承担。”他还暗示，制药行业在白宫的影响力已不复以往，政府将在这场政策拉锯战中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新政策下，除法律途径外，药厂还可能将其他国家一起加价，借此提高美国的参考价格基准，引发连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