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昞（？-440年），字延明，敦煌（今甘肃敦煌）人，十六国时期著名学者。据《魏书》本传，刘昞父刘宝，在当地以儒学闻名。有这样的家学背景，刘昞早年应该是得到了很好的经史训练。

十四岁时，刘昞赴张掖，跟从郭瑀学习。当时郭瑀弟子五百余人，通经者也达八十余，其中刘昞最为突出。郭瑀还嫁女于刘昞，足见器重程度之深。这应该是前凉张天锡统治河西的时代。学成之后，刘昞返回酒泉，一心著述、讲学，从业弟子达五百余人。

这时，前凉已经覆亡，河西分裂为后凉、北凉、西凉三块政权，统治酒泉的是西凉李暠。李暠出身于陇西李氏，深通经史，提倡儒学，因此，他尊崇刘昞，邀请刘昞担任儒林祭酒、从事中郎，还将他与刘昞的关系比拟为刘备与诸葛亮。显然，刘昞与其师郭瑀一样，都遇到了积极倡导文化建设的开明之主，正因此，刘昞才能专心著述，各路学子也才能有充足的动力，前赴后继地赶来从学。

沮渠蒙逊灭北凉、夺酒泉后，对刘昞更为尊崇，他专为刘昞修建了壮丽的陆沉观，月送羊酒。蒙逊之子沮渠牧犍为刘昞配备助手，尊为国师，亲自参拜，下令所有官吏拜刘昞为师，学习经史。应该说，作为一个学者，能有较好的生活保障、安定的著述和讲学空间，就算有幸了，而像刘昞这样被整个朝廷都尊崇、膜拜的，则极为罕见。这说明刘昞的学术确实得到了绝不仅限河西一地的认可。身逢乱世的他确实也应感慨生而有幸了。

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拓跋焘平凉州，“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此时的刘昞已经年逾古稀，不在移民之列，但他还是从酒泉移往姑臧，任拓跋丕的从事中郎。一年后，因思念故土，刘昞返回张掖，病卒于薤谷窟。显然，他没有返回老家敦煌，而是选择了其师郭瑀讲学的马蹄山窟作为终老之地，因为他感念这块给他学养、带给他莫大荣誉的宝地。

刘昞去世五十年后，太和十四年（490年），尚书李冲上奏：“昞河右硕儒，今子孙沉屈，未有禄润。贤者子孙宜蒙显异。”于是北魏朝廷任命刘昞一子为云阳县令，并下令：“昞德冠前世，蔚为儒宗……其孙等三家，特可听免。”这可看作是刘昞崇高学术声誉的遗响，也反映出刘昞是有着全国影响的学者。

刘昞学识渊博，著述丰厚，达百卷之多，“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魏书•刘昞传》）。这些著作中，除《人物志注》之外，其他全部亡佚。

总体来看，刘昞学术侧重于史学，影响最大者也在史学。其中有正史研究，如《略记》八十四卷，就是他见“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纪》）文繁”而整合出来的；也有区域史研究，如《凉书》《敦煌实录》记西凉史事，是刘昞任“凉大将军从事中郎”（《隋书•经籍志》）时期所作。元嘉十四年（437年），北凉沮渠牧犍向宋文帝刘义隆奉献方物， 其中就包括刘昞的“《敦煌实录》十卷”，显然，《敦煌实录》是河西史学的代表作，沮渠牧犍将其作为珍贵礼品送呈给礼乐文化之邦的南方，进而产生更为久远的学术影响。

据汪寿宽先生研究，刘昞《敦煌实录》传播到江南后，成为隋唐以后华夏史学之重要一体——“实录体”的实际导源，刘昞是实录体史的开创者。一千四百余年后，武威著名学者张澍延续刘昞的史体，作《续敦煌实录》五卷，挖掘遗落在各史角落里的敦煌人物，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这可以看作是河西学者在中国学术史中的接续发力和最高成就。

今天，我们发掘和倡扬丝路文化，敦煌学也早已成为国际显学，这其中，刘昞和张澍都是跳不过去的人物，也是敦煌学发展史中的关键学者，其学术功绩，值得铭记和旌扬。（执笔：清辉    编辑：王丽娜）

来源：黄河清风

编辑：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