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人物

石琴娥获得“国际安徒生大奖”后在家中接受媒体采访，右侧为她翻译的《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

人物简介：

石琴娥，1936年出生于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欧文学专家。2006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大奖”，2010年获得“丹麦国旗勋章”。著有《北欧文学史》等，译著有《埃达》《尼尔斯骑鹅历险记》《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等。2025年，在安徒生诞辰220周年、逝世150周年以及中丹建交75周年之际，《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全新再版。

石琴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今年全新出版。

1998年，在中国驻冰岛大使馆借调工作的石琴娥退休了，返回中国。行李箱里的私人物品很简单，唯独一沓格子纸被里三层外三层地裹起来——那是她翻译了6年还未完成的《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

接下来的5年，这沓纸越来越厚，直到写满了1000多页，石琴娥总算“完成任务”。后来，凭借《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她先后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大奖”和丹麦女王颁发的“丹麦国旗勋章”。不久前，这部全集再版，她专门写了一篇长长的导读，细细讲述自己眼中的安徒生。

初夏的北京，天气不算太热，石琴娥在《环球人物》记者的提问下，再一次陷入回忆，讲起了安徒生。她已年近90岁了，说起话来像是在讲述童话，时而欢快、时而沉静。“安徒生喜欢旅行，希望有朝一日能到中国旅游。他的夙愿没有实现，可他的童话却穿越千山万水，来到他生前向往的文明古国。”

天真烂漫，合于童心

为什么安徒生能成为许多中国儿童认识的第一个外国作家？石琴娥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要从五四运动说起。

在封建社会，儿童的文学需求长期被忽视。用周作人的话说，儿童要么被当作“缩小的成人”，被迫灌输一些“圣经贤传”；要么被看作“完全的小人”，“一笔抹杀，不去理他”。

“五四”前后，伴随着“人”的发现和解放，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开始在中国萌芽。“文化先锋们将目光投向全世界，注意到了为孩子写故事的安徒生，便将其引介到中国。”石琴娥说。

当时的中国，掀起了一股“安徒生热”。鲁迅与弟弟周作人都偏爱安徒生，尤其是周作人，自称“中国的安党”。早在1913年，周作人就发表《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详细介绍安徒生的生平和创作经历，指出安徒生童话“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期刊登了他译的《卖火柴的女儿》，引起很大反响。

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期刊登了周作人翻译的《卖火柴的女儿》。

当时，有的中国译者一时难以摆脱旧式伦理的窠臼，删改安徒生童话中有违社会道德标准的情节，周作人还写文批判。在他看来，“野蛮的思想”正是安徒生童话的一大特色——有的故事“事颇荒恶”，却“天真曼烂（烂漫），合于童心”。郑振铎评价，周作人“使安徒生被中国人清楚地认识”，经由他的推介和阐释，“安徒生的作品也陆续地有人译了”。

我国第一部白话文的《安徒生童话集》单行本发表于1924年，由著名教育家、作家赵景深翻译。1925年，恰逢安徒生逝世50周年，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连续推出两期“安徒生号”专刊，梳理了71篇译作和15篇研究论文，成为安徒生童话中国传播史上第一篇全面综合的史料综述。

“五四运动之后，安徒生童话就成了中国儿童文学长期遵守的艺术典范。”石琴娥说。

石琴娥的童年，也有安徒生的陪伴。“20世纪40年代，战火纷飞，小孩子能读的书很少，儿童文学读物就更少。”她至今还记得，最触动自己的是《卖火柴的小女孩》。故事最后，小女孩蹲在墙根边死去，这悲惨的场景，让她想起上海街头的景象——有好几次，她在上学路上看到草席盖着的逝者。“有的是乞丐，有的是孩童，就那样在饥寒交迫中失去生命，甚至没有家人将他们安葬。”

在石琴娥看来，安徒生的很多童话作品带有现实主义色彩和悲剧性。“对于社会的假、丑、恶，安徒生进行无情地鞭挞；对于饱经磨难的穷苦人，安徒生又满含同情。我想，这是他能赢得一代代中国读者的重要原因。”她说。

结缘

从五四运动时期到20世纪末，国内一直有安徒生童话的译本出版。“除了汉语版，还有少数民族语言译本，林林总总加起来有上百种。其中，叶君健先生是中国第一位把安徒生童话全集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作家，对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石琴娥说。

和安徒生一样，叶君健出身于贫寒之家，凭借赤诚执着走上文学之路。1958年，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安徒生童话全集》。在他的眼中，安徒生童话是“充满了哲理、人道主义精神和爱的伟大的文学名著”。

石琴娥受邀翻译安徒生童话，大约是在1992年底。“童年的我做梦也不会想到，长大后能与安徒生结缘。”

20世纪50年代，她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翻译队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工作。1980年，她被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北欧文学。学习丹麦文时，她已经55岁。

石琴娥到丹麦欧登塞安徒生故居参观，拍下安徒生父亲做鞋匠时的工作台。

那是1991年，她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去丹麦，参加了哥本哈根大学丹麦语夏季训练班。同班学生大都是年轻人，只有她是“妈妈辈”。好在丹麦文和瑞典文有相通之处，她的瑞典文功底扎实，每晚又请房东“补课”，最后顺利通过考试。

在翻译安徒生童话之前，石琴娥注意到，国内多数译本是从英文、日文版转译的。“我想，一定要把安徒生童话原汁原味地翻译成中文。”

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写信给丹麦皇家图书馆的朋友，找到1992年出版的《安徒生童话》权威纪念版。安徒生生前写过200余篇童话和故事，这本纪念版中有156篇作品，是他生前亲自审定出版的。

此前，石琴娥翻译过一些文学作品，积累了一些经验。有些古典名作，一个句子长达五六行甚至大半页纸。相较而言，安徒生童话的遣词造句朴素自然，句子不长，更好理解。不过，要翻译得精彩出色，也不容易。

“译文要掌握好分寸，要通俗易懂，不能咬文嚼字、老气横秋，也不能咿咿唔呀、过于幼稚。此外，还须充分考虑中文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翻译期间，还是吃了不少苦头，有些看似简单的词语要反复推敲。”石琴娥说。

比如，有一处原文写作“小旅行”和“大旅行”，中文没有这种说法。翻译成“短途旅行”和“长途旅行”，又不够口语化。她思来想去，最后处理成：“我们一起出去旅行了一趟，走得并不远，想要再作一次更远的旅行。”就像跟孩子们讲故事一样，容易理解。

还有最著名的童话之一《小美人鱼》的标题，丹麦文直译过来是“小海妇”。叶君健翻译成“海的女儿”，有的则翻译成“小人鱼”。

20世纪80年代，石琴娥在丹麦小美人鱼雕像旁。

石琴娥认为，“海的女儿”虽稍走偏锋，仍中规中矩且富有诗意。“小人鱼”就不那么准确，海洋里的人鱼，灰灰胖胖、体型庞大，与美人鱼的形象相去甚远。“比较了不同语言的译本后，我还是翻译成了‘小美人鱼’，这样形象和语义都跟原文较为符合。”

星光

100多万字的译文，石琴娥断断续续翻译了十余年。那会儿没有电脑，都是趴在稿纸上“爬格子”。先打草稿再誊抄，不小心抄错了就得重写。要是反复改了几次，可能会把稿纸弄破，只能全部再抄一遍。

“寄出完稿的那天，我真是太高兴了！1000多页纸，厚厚的一大摞，对我们译者来说，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石琴娥回忆。2005年，《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出版，恰逢安徒生诞辰200周年，这部译作成为丹麦方认可的安徒生庆典指定版本。

安徒生童话版本众多，一有新译本难免被比较。一天，编辑转交给石琴娥一封信，说是扬州读者董先生特意写给她的。信上写道：“请阅后转至石琴娥女士，使她知晓在千里之外还有一位老翁，以其精卫填海般的千金之心，在捍卫着人世间的一点正气。”

石琴娥这才知道，董先生看到上海一家媒体批评她的翻译，为她鸣不平。批评文章认为，新版的部分翻译颠覆了读者心中的固有形象，读起来别扭。文中举了一个例子，其他版本大多译成“光荣的荆棘路”“通向荣誉的荆棘路”，石琴娥则译成了“荆棘丛生的通向荣誉之路”。

“这件事，我之前从来没有公开说过，但是它对我影响很大。”一位读者能够站出来支持自己，让石琴娥非常感动。后来，她到扬州拜访董先生，看到他的书架时简直“惊呆了”——上面陈列着各种版本的《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董先生是做地质工作的，看起来是“和文学毫不相干的人”，但他仔细阅读、比较了每一版安徒生童话。

2006年，石琴娥因《安徒生童话与故事全集》获得“国际安徒生大奖”。那一年，正上初二的外孙女陪她前往安徒生的故乡欧登塞领奖。在颁奖仪式前一晚的晚宴上，外孙女现场朗读了一段石琴娥的译文，赢得热烈掌声。

前些年，为了庆祝安徒生诞辰220周年（202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找到石琴娥，希望再版这套全集。石琴娥便决定重新修订一遍，累计做了130多处细节上的修改。如今，这套全新的译作已面世，颇受欢迎。

从安徒生发表第一本童话故事集到今天，近200年过去了。当下的我们，还需要安徒生吗？

听到这个问题，石琴娥说起现在刚5岁的小曾孙女。“她2岁多时，我给她讲完《皇帝的新衣》，问她，听懂了吗？她说，听懂了，皇帝没穿衣服！这或许可以说明安徒生童话的生命力。”

石琴娥认为，不管社会发展到何时，人类都需要阅读。在保持童心和增强想象力方面，童话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安徒生之为安徒生，就是因为他用童话故事照亮了孩子们的心灵，他的不朽也正在于此。

“当然，任何作品的不朽和永存只能是相对的。安徒生童话引起的思想和情感共鸣或许会愈来愈少，这是时代使然。但不同时代的人，会读出不一样的安徒生。他的有些作品将代代相传，就像挂在夜空中的星星，发出明亮而美丽的光芒，在天际闪烁着，照耀着我们。”（环球人物记者 冯群星）

（更多有关安徒生的故事请见将于5月16日出版的《环球人物》总第54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