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上观新闻

“温州模式”对温州来说，是“温州人经济”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反映；对全国来说，是人民群众先行先试的实践。“四千”精神对温州来说，是“温州人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写照；对全国来说，就是人民群众创业创新的精神。这些模式和精神，四十年前有效，四十年后的今天同样有效。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一篇题为《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与评论文章中，首次在媒体层面提出“温州模式”概念，并首次概括“四千”精神，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并催生了对温州现象的系统研究。学术界从区域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个角度切入，逐渐推动“温州学”这一跨学科研究方向的形成。从那一刻起，温州不仅成为地理意义上的一座城市，更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最具象征性的地方样本之一，温州经验开始从基层社会的实践样本上升为理论命题。

“温州模式”的提出，不是某种事先规划的制度设计，而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主动突围、主动创新的时代产物。在那个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彻底松动的年代，温州人以家庭作坊起家，在没有制度配套、没有金融支持、没有资源禀赋的条件下，凭借极强的市场敏感性和协同能力，走出了一条“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草根发展之路。这种路径不仅撬动了个体经济，也重塑了地方治理结构与民间信用体系，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具活力的实践。更重要的是，它以“无中生有”的探索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束缚，为我国日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重要的地方样本。

“温州模式”的核心，在于它是一种由下而上、生发于民间的探索机制，是人民群众作为能动主体自发应对现实问题的行动路径。它既不是复制外国经验，也不是自上而下的政策落地，而是一种典型的“人民创造历史”。可以说，“温州模式”不仅是地方经济活力的象征，更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一次破冰行动，为后续全国范围内民营经济发展打开了通道，提供了信心，也验证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与市场经济的制度价值。

与此同时，伴随“温州模式”而生的“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正是这种人民实践背后的精神动力。它所表达的正是人民群众在面对不确定、不稳定、不可预测的社会环境时，所展现出的持续创造力与顽强意志力，是一种扎根基层、指向未来的“实践哲学”。

必须看到，“温州模式”和“四千”精神并不是孤立的经济现象或文化特征，而是一个大变局时代的必然产物。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面临资源结构的重组、制度框架的调整以及思想意识的转变，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系统重启正在展开。对此，温州人率先作出回应：他们不是政策的执行者，而是变革的“发现者”；不是制度的适应者，而是模式的创造者。正是这种“人民自发、民间先行”的动力，使得“温州模式”与“四千”精神成为中国改革浪潮中最具生命力的一段叙事。

四十年过去，时代的变局再次悄然逼近。如今我们所面对的，是由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量子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这场技术变迁所引发的社会结构调整、生产关系重构、劳动形态转化，其深度与广度甚至已超过20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在这个剧烈重构的时代，整个社会都需要重启认知、重塑能力、重新组织。而“温州模式”所代表的那种“从人民中生发、由实践中归纳”的路径智慧，“四千”精神所承载的温州人“特别能创业，敢为天下先”的文化性格，正在成为我们应对新变局的宝贵精神资源。

新时代的温州，已经不再是家庭工业和区域经济的代名词，而是数智发展和全球治理的经济参与者。链群共建、平台生态、科创驱动，构成了温州在新一轮发展中的关键词。与此同时，温州人的精神风貌也已从“跑市场”转向“造生态”、从“拼体力”转向“拼认知”、从“靠胆量”转向“凭系统”。这正是新时代“四千”精神的延展——“走千山万水”不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奔波，而是信息空间的全球穿梭；“说千言万语”是数字社交、话语建构与内容营销的协同共鸣；“想千方百计”体现为系统思维、复利模型与跨界整合；“吃千辛万苦”不再是物理层面的艰难，而是长期主义者的时间投入与组织耐力。

从更为宏观的视野观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我们愈发需要有地方经验的支点来支撑国家战略的实施。其中，温州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曾在历史关口率先破题，更在于它在新时代依然能持续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试验性答案。在人口结构老化、全球产业链重构、科技范式迁移等一系列结构性挑战面前，温州所展现出的灵活性、创造力与韧性，依然是中国式现代化从“宏观战略”走向“微观落实”的重要支撑。

经过多年努力，如今的“温州学”已不再只是温州现象的归纳性总结，而正在转化为一套可解释、可应用、可推广的地方知识体系。它横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与认知科学，在微观层面揭示行动逻辑，在中观层面建构治理机制，在宏观层面服务国家战略。

四十年前，《解放日报》的那篇文章，是一次勇敢的破题。它不仅赋予了一个地方经验以理论名义，也将民间探索带入国家视野。今天，当我们再次审视“温州模式”与“四千”精神，应当看到其中蕴含的更广阔的理论潜力。它们不仅是地方发展的经验总结，更是中国社会变迁中“人民创造”，是民间智慧在国家进程中的活跃力量。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度回望，不仅是在向那段历史致敬，更是探寻它在新的大变局下再激活、再出发，使之成为新阶段、新理论、新实践的有机组成。

新时代需要新的“温州模式”，也需要新的“四千”精神。在这场更深层、更广域、更长时段的大变局中，人民依然是历史的主体，温州依然是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窗口。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下一个四十年中，“温州模式”与“四千”精神将继续闪耀光芒，从地方实践出发，探索通往未来的道路，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魅力与无限潜力。

（作者系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

原标题：《40年前提出的“温州模式”，如今还有效吗？》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来源：作者：倪考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