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

《大河源》是一部有深度、有难度的作品。空间上它以黄河源为中心，时间上曾追溯到8000万年前草的出现。黄河源的自然、历史、生物、考古、人文等各种景观尽收眼底，显示了阿来的知识修养、思想、眼界和文字能力。青年批评家赵坤说：“从文体上说，《大河源》并不独属于新文学以来的任何形式，在沟通古典传统的层面上，甚至也不局限在文学范畴之内。”这个判断是有历史感的。因此，这是一部深入的、走进了黄河源深处的关于黄河源的百科全书。

黄河源是一个庞大的世界，如何面对这个庞然大物是非常困难的选择，阿来要写出的是黄河源的前世今生。它和我们惯常看到的那种浅尝辄止、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指南”或风俗奇观是不能做比较的。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强调经验对于创作的重要。经验，有直接经验，它来自作家对生活的直接感受；也有间接经验，它来自作家的知识积累。一个是见，一个是识。加起来就是见识。我们读一部作品，特别是非虚构作品，主要看的是作家的见识。可以说，这样深邃、有力又趣味无穷的作品，只能出自阿来这样的作家。具体地说，作品要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点，是阿来强大的叙事能力。开始就写自然状况的奇特，引人入胜。然后记述黄河源的“华夏之魂河源牛头碑”和那一刻的情感。措日尕则山、鄂灵湖畔、柏海往事、扎陵湖口、唐蕃古道等，都是自然景观。这些景观可能会有些变化，包括它们的海拔、地理地貌等。但看得多了，最大问题就是审美疲劳。我也曾到青藏高原走马观花，除了总体印象，我可能什么也说不出来。因此，叙事能力是一个作家的综合能力，也是最重要的基本功。这种叙事有小说的笔法，这种笔法强化了作品的文学性，使阅读成为一种“高级”的精神行为。学界经常讨论非虚构和虚构的关系。事实上，任何一种叙事都是虚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进入文本的记述，是作家选择的结果，选择就是虚构的一种方式，这和历史叙事是一个道理。作品是平行的叙事视角，作家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这既是作家有意选择的方式，也是“非虚构”作品强调客观性决定的。

第二点，是作品敢于面对问题。这是当前非虚构作品最缺乏的。普遍的颂歌是这个文体最大的危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报告文学影响力那么大，最重要的是这个文体承载了巨大的社会历史问题。作家有使命感和担当。在《大河源》里，我们看到了诸多的问题和矛盾。比如“雁群与藏野驴”一节里：“湖边的牧羊人看着那群藏野驴，却不似我们这些人全是惊喜的目光。他们没有去打扰这群野生动物，但他们的目光里却有忧伤与迷茫。”这是生态保护与牧民生产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身置其间的人才会感受到。野生动物比牛羊吃的草还多。不放牧牛羊了，草还是没有长起来。

写黄河源，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生态问题。赵汀阳说：“人对自然的影响已经达到‘地质级别’，就是人类的活动和能量已经改变了自然的性质。自然性质一旦被改变，就是灾难性的，会导致生态和环境的高风险危机。”美国人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首次呼吁人类需要新的伦理——“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观。”这种伦理观把已有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伦理关系扩展到土壤，水，植物和动物。也就是说，曾作为万物之灵君临世界的人，必须无条件退回到与众生平等的位置，有意识地担当起生命共同体的公民角色，进而在彼此竞争与合作中获得可持续发展。对人的地位估计过高，李泽厚在一次演讲中说：……比较其他文化来说，在中国文化里，人的地位就很高。天地人三才，人可以跟天地并列，可以“参天地、赞化育”。人能够参与天的运作。20世纪80年代一名反传统的学者说，中国文化最大的缺点、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地位太高了，所以必须把基督教引进来，人必须在上帝面前悔罪，认识自己有原罪，不要把自己的地位估计得那么高。《圣经》里没说人能够参与上帝的工作，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嘛，人能起什么作用呢？李泽厚未必同意这个观点，但认为他抓住了一个要害。他又说，中国知识分子到现在为止，说他是信神呢，有时候又不信，说他不信神呢，有时候又信。还是孔老夫子讲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的时候就相信是有这个神明在的，但不祭的时候也就不想了。但是，到了现代，文学助长了人对人的过高评价。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人的膨胀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特别是现代工业化的急剧发展，人的资本欲望几乎难以遏制。诚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人对自身过高的估价，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人终于自食了自制的恶果。因此，当我们在强调“文学是人学”的时候，首先要意识到人的有限性，强调人失去敬畏之心是多么地可怕。阿来的分析继续了李泽厚的思路。这种理性分析所能达到的深度，是同类题材中的凤毛麟角。在这个意义上，阿来的《大河源》不仅具有文学性，同时具有学术性。对人的反省，是《大河源》最有价值的问题意识。

第三点，神话与科学知识。神话是传说，是虚构的；科学知识是真理，是科学。他们本来天上人间，有明确的界限。但是，顶流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等，都是宗教的信奉者。也有极端的说法，科学的尽头就是神学。在阿来这里，这个观念被他坚持实践着。他写到了神话传说，写到《格萨尔》这部神话史诗的传唱史，写到了遍地的经幡，而且强调“这部神话还是一部真实的历史”。在藏地，神话已经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作用于现实生活。这一点，我们从阿来其他作品中也可以得到证实，比如《云中记》。祭师阿爸抚慰亡灵的行为和现实世界是有关系的。但作品中更多的是与科学有关的知识，比如冻土层，巴颜喀拉山的形成，草原退化溃败的主要原因，以及英国植物猎手威尔逊发现的那些植物等；草何时在地球上出现等古生物知识、人类进化史、黄河源地区的发展史、建设史、治理史、各民族的交往史以及文化多样性等。在黄河源传中，除了景物、自然描写外，作品有很多硬核的科学知识。如果没有这些知识，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另一方面，只有深刻地认识科学，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神学；也只有深刻地认识神学，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科学。一如只有更深刻地了解过去，才会更清楚地看到现实是一样的道理。自然景观是黄河源的样貌，而人文历史和科学知识一起铸就了黄河源的魂灵。阿来就这样呈现了黄河源的样貌，赋予了黄河源的灵魂。这是多年来，我读到的最有力量和深度的非虚构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