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者一直使用微观方法分析家庭成员如何在带薪工作和无薪工作之间分配时间。这种方法解释了家庭-工作安排涉及的许多方面，但往往忽略了产生这些安排的制度背景。在进行家庭-工作模式的跨国差异分析时，要考虑整体的制度背景，而主要探讨国家、市场和家庭的相互影响，以及广泛的制度因素的性别福利体制方法恰恰考虑了这一背景。实际上，学者们已经明确指出，福利体制类型是解释劳动参与率（特别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的核心。值得一提的是，能够提供关系民生方方面面照料服务的福利国家，有望实现更高的女性就业率。

性别福利体制类型学（typologies）正是立足于照料活动和带薪工作之间的关系而建立的，因此界定特定的性别福利体制对理解上述关系尤为重要。

性别福利体制分析方法是根据Esping-Andersen的福利体制理论发展而来的，该理论将福利体制分为三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该分类是建立在去商品化指标（社会保障系统能在多大程度上防止人们依赖市场）和社会分层指标（社会保障系统产生或减少不平等的能力）的基础上。女权主义者认为Esping-Andersen的分类未充分考虑性别因素，并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

女权主义者展开的第一种批评与“无性别”的去商品化概念有关。福利的作用是使人们减少对市场的依赖，以确保拥有谋生手段和保持适当的生活水平。然而，正如女权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女性赋权是为了减少女性对传统男性养家模式的依赖，以提高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

第二种批评主要是认为Esping-Andersen的福利体制未将女性和家庭成员视为福利提供者。家庭成员中，尤其是女性，既因为无偿照料家庭而成为社会保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有偿专业医疗和社会护理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种批评的声音认为性别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分层形式。劳动的性别分工（无论是有偿工作还是无偿工作或者是劳动市场内部）本身就导致了不平等，且在各国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Esping-Andersen提出了“去家庭化”的概念来回应这些批评。可以这样理解“去家庭化”：以前可以在家庭范围内处理的事务（主要由女性负责），现在可以以有偿工作的形式在家庭之外来实现。在此意义上，它指的是照料活动的“外部化”。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与不同的去家庭化程度相关的基于无偿照料和有偿工作的劳动性别分工模式。

最初，性别福利体制研究依据各国对男性养家模式的责任分工来进行区分，这种模式的典型理想形式是“被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的已婚女性，在社会保障和税收方面从属于丈夫，并被期望在没有公共支持的情况下在家里承担照料（孩子和其他被抚养人）的责任”。这种模式在整个欧洲正在失去发展活力，甚至在一些欧洲国家早已销声匿迹。

委托照料的双职工模式鲜明地凸显了与女性就业有关的有偿照料服务问题。大多数欧洲福利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现在都在推广这种模式，即所有成年人，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有无子女，只要工作都应该获得报酬，这契合了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和积极的劳动政策。然而，从性别平等（尤其是女性就业）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的首要条件是照料服务正规，可得且家庭负担得起，并且不会在劳动市场上造成新形式的性别隔离。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事实上，双职工模式假定正规劳动部门可以负起照料的责任（采用委托照料方式，由市场、国家或者二者结合提供照料服务）。但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正规、可得和可负担的儿童保育、老年护理、残疾或患病儿童照料以及成年人照料的权利和机会往往得不到充分保障。此外，由于这些活动相对复杂和社会照料需求的不断变化，实现所有种类照料活动的去家庭化也是不现实的。

全职工作和兼职照料相结合的方式恰恰体现了双职工模式和男性养家模式的巧妙融合。值得一提的是荷兰政府推动了“组合模式”的发展，旨在将有偿工作和无偿照料结合起来，其中无偿照料工作由夫妻均摊，夫妻二人都可做兼职工作以获得报酬。事实上，这种组合模式实施的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半收入者社会”，其中男性主要是全职工作，女性则在照料家庭的同时从事有偿的兼职工作。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模式只是对男性养家模式的有限修正而非改变，因为它很难保证女性享有充分的财务自主权，也未从根本上改变性别关系。

对于单身父母，尤其是单身母亲，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各国在劳动市场参与方面存在重大差异。一些社会政策有利于单身母亲退出劳动市场并全身心照顾家庭（通过提供无工作能力或经济状况证明），而其他社会政策则促进单身母亲的就业（提供可获得的儿童照料或儿童保育补贴）。近年来，在逐渐兴起的“成人职工家庭”和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两种模式中，后一种模式更受青睐，而有偿工作则被视为单身母亲有效摆脱贫困风险的最佳途径。

最后，双职工-双照料者模式是双职工委托照料模式的一种替代方案，这需要夫妻双方更平等地分担工作和照料责任。Pascall和Lewis提出了“两个四分之三收入者”模式，从就业的角度来看，能够促进性别平等，并强调家庭照料的必要性。然而，家庭中夫妻双方承担照料责任存在的长期不平等，阻碍了“基于性别平等的成人职工家庭”的兴起。一般来说，女性往往既要承担照料职责还要工作，近年来她们的照料职责略有减轻，但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尽管男性工作时间减少了，其照料职责却只是略有增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基于时间平等的双职工-双照料者模式尚未形成，这种模式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未流行开来，甚至在最年轻一代的家庭中也未普及。

性别福利体制分析方法对去家庭化和劳动的性别分工理论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理解福利国家、家庭-工作模式、正规照料服务和女性就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工具（见表）。

性别福利体制分析方法认为，福利国家及其制度安排将有利于家庭-工作模式的构建。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女性就业率往往更高，主要源于照料活动很大程度上不再局限于家庭。事实上，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为双职工家庭提供了较大的支持，提供广泛的公共照料服务。自由主义国家女性就业率预计达到中等水平，这主要是因为照料活动的去家庭化是通过市场进行的，只有工资收入较高的双职工家庭才能负担得起委托照料成本。自由主义国家还鼓励女性在照料服务部门从事低薪和兼职工作，因此女性兼职就业会使其就业率更高。尽管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不同，但在促进就业率提高（尤其是女性就业率提高）方面是一致的。这些国家开辟了促进女性就业增长的两条道路。第一条，自由主义道路，依赖私人服务部门提供更多的低薪工作；第二条，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由政府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公共部门就业的高增长。

相比之下，在去家庭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如南欧国家，男性养家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的就业率始终不高。缺乏正规且负担得起的照料服务会导致女性就业水平低下，从而在双职工模式和男性养家模式之间发生两极分化。一些去家庭化程度较低的国家正偏离该模式。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的家庭照料模式（如祖辈照料孙辈）可以弥补正规照料服务的不足，并促进女性就业。

保守主义国家（如欧洲大陆国家）女性就业处于中等水平，而且一些国家继续利用与创收相关的福利政策支持男性养家模式。“一个半收入者”家庭更有代表性，并逐渐成为常态。兼职工作可以使女性兼顾工作和家庭，可视为男性养家模式的一个变体。

总体来说，用女性就业水平来解释工作-家庭安排更合乎逻辑，因为双亲家庭中的父亲仍然主要是全职工作。在欧盟的15个国家中，只有不到15%的家庭在一个半收入者、双职工或男性养家模式之外。

由此可见，工作-家庭模式的主要变化是由女性的劳动参与（就业或不就业、全职或兼职）驱动的，这是福利制度影响女性的一个关键指标。此外，女性就业与家庭决定因素（特别是子女的数量）和照料责任实现外部化的可能性有关。

（本文摘自《生育、人口与教育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