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

《晋书·吴隐之传》记载：“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然地多瘴疫，人情惮焉。”当时，派到广州去当刺史的皆多贪赃黩货，官府衙门贿赂公行，贪渎成风。东晋安帝时，朝廷欲革除岭南弊政，便派遣廉名素著的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隐之既至，语其亲人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于是，他来到泉水旁，舀上泉水喝下去，并即兴赋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吴隐之的几句话和一首五言诗，剖析问题的实质，以褒廉刺贪，内涵十分丰富，富有哲思理蕴，其中至少论及了三种关系：

一是环境与风气的关系。如何看待所谓“越岭丧清”，到此即贪？古人有“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语），“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语）的说法，表明环境的重要。

二是欲望与操守的关系。老子有言：“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我无欲，而民自朴”。欲望原本是人的自然本能，它是一把双刃剑，应该加以分析，完全否定是不对的。这里说的不是要消除自然的本能，而是主张控制、遏止、消解贪欲的滋生与扩张。

三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吴隐之不同意那种“喝了贪泉水，人人都得贪”的论调。“一歃”，以口微吸也，极言其少；“千金”，极言钱财之多。两两相照，没有必然联系，关键在人，要看谁来喝。他说，我们不妨尝试一下，使令连天下与王位都不想要的伯夷、叔齐兄弟来饮，我相信，他们终究不会改变自己的初心与高尚的情操。

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越岭丧清”（过岭即贪），确是现实情况；但原因不是贪泉作祟，是否“易心”，根本上决定于本人。其间固然有环境方面的客观因素影响，所谓“不见可欲，而心不乱”；但是，如果自身能够坚守初心，有足够的抵抗“病毒”的能力，就会成功地战胜物质诱惑，保持本色不变。

明钱子义亦有刺《贪泉》诗，对于“一饮即贪”的说法，同样提出了疑问：千金一歃岂其然？独酌无伤处默贤。闻道黄金入眉坞，未应在处有贪泉？诗中说，如果贪婪无度是饮了贪泉所致，那么，汉末的董卓疯狂聚敛财富，在长安以西渭河北岸修筑了眉坞城，难道他也是喝了贪泉的水不成？“独酌无伤处默（吴隐之字处默）贤”，说的是，贪与廉取决于人的资质禀赋与精神境界的高下，同客观上是否饮用了贪泉并不相关。实践也证明了，吴隐之本人就曾喝过，他仍然廉洁自持，大节不亏。

《晋书》本传记载，吴隐之年少时，就孤高独立，操守清廉，尽管要捱到傍晚才能熬豆为食，但也绝不吃不属于自己的饭食；虽然家中已无积蓄，但绝不拿不合道义而来的东西。入仕后，出任清要的高官显职，但俸禄赏赐都分给自己的亲戚及族人，以至于冬天没有被子。他曾因没有替换衣服，在洗衣时，只好披上棉絮，生活清苦得一如贫寒的庶民。平时不沾酒肉，吃的只是蔬菜、干鱼；穿的仍是过去那些旧衣服。他还下令将前任官员使用过的豪华丝帐、帷幕，以及各种贵重饰物，统统撤除，一并收归国库。由于他整饬纲纪，以身作则，使岭南地区仕宦风气大为改观。作为一位“出淤泥而不染”的著名清官，名标青史。

为此，东晋安帝特意下诏嘉奖，赞扬他：“夫孝行笃于闺门，清节厉乎风霜（在家中恪尽孝道，在困难环境中砥砺清节），实立人之所难，而君子之美致也。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吴隐之孝友过人，禄均九族，菲己洁素，俭愈鱼飧。夫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飨惟错之富（享有珍物错杂的富庶的环境与条件），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务啬，南域改观。朕有嘉焉。”“鱼飧”，用鱼类做的食物。典出《公羊传·宣公六年》：“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是子之俭也。”

与广州的贪泉相对应，江西赣州有个廉泉，是一处著名的历史古迹。史料记载，北宋绍圣年间，苏东坡前往贬所广东惠州，路过赣州时，与著名隐士阳孝本同访名胜，在廉泉边通宵长谈，并赋五言古诗《廉泉》，开头即议论：水性故自清，不清或挠之。君看此廉泉，五色烂摩尼。廉者为我廉，我以此名为！

在东坡居士看来，贪泉也好，廉泉也好，不过是世人送给它们的名号，与水性自身无关。水性原本是清洁无垢、无色无味的；你随便看上去，夹杂着泥沙的混浊，或者五色旌旗般的绚烂，都是人为所致。或者说，水的妍媸好坏，既是一种客观反映，同时也取决于人的主观感受。我们所说的廉，是从伦理道德角度，对于人的一种善行的评价；现在，把它推而及于泉水，完全是审美主体的主观感受，与泉水之名并无内在联系。

宋代另外两位诗人，分别从廉、贪两个视角来申述各自的观点。白玉蟾的七绝《吊吴隐之》诗：酌之一似取廉名，未酌泉时本自清。向使无泉亦无语，不贪不酌更分明。

而阮阅的诗取名《贪泉》，做的却是驳辩文章：

玉洁冰寒彻底清，不因汲引有亏盈。廉泉让水浑无异，空使时人恶此名。

阮、白二人均晚于东坡，料应见过那首苏诗，他们的诗作与苏诗的意蕴相合，如响斯应。对照着读，左说右说，正说反说，三诗都捕捉到廉、贪的本质。

说到廉泉，无独有偶，恰好陕西汉中市的南郑，也有一处。《南史·胡谐之传》记载，南朝宋明帝时，在梁州（今陕西汉中）任参将的范柏年，受刺史指派，前往京城建康觐见皇帝。闲谈中，明帝偶然谈到广州有一处贪泉，因问柏年：“梁州是否也有这种地名？”意在询问：梁州是否也像晋朝时的广州一样官员贪腐成风。范柏年回答：“圣上明察，梁州唯有廉泉、让水、文川、武乡。”明帝接着又问：“爱卿宅居何处?”范答：“微臣寒舍居于廉、让之间。”范柏年的应答，既说明他所任职之地民风淳朴，又暗示自己为政清廉，不事权贵，礼遇百姓。此后，“廉泉让水”作为风尚朴实的褒词流传开去。

清朝诗人黄作柽曾写有一首《廉泉让水歌》，后几句为：我愿来此地，卜居远市廛。置身廉让间，仰企范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