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拉纳·米特是知名的中国抗战史研究专家。他多次出版专著，希望通过还原历史真相，让世界了解中国抗战的重要贡献和意义。

拉纳·米特历经十年写就《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2013年一经出版便受到《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好评。2007年，拉纳·米特创建牛津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心，之后升格为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20年，他又出版另一部抗战史著作《中国的正义之战——二战如何塑造了新民族主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拉纳·米特近日接受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专访时表示，如果没有中国在1938年坚持抗战，并独自作战到1941年，二战的形势就可能完全不同。坚持抗战使中国走到了世界外交舞台的中央，并在战后不可或缺地成为联合国五常之一。想让西方世界认识到中国抗战的重要意义仍须不断努力，要把抗战作为当时美、苏、英等主要大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来看待。

“武汉沦陷后，外界认为中国很可能投降”

北京日报客户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价值体现在何处？

拉纳·米特：中国抗战是二战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在我看来，最为关键的是1938年中国政府决定继续抗战。

1938年的形势非常糟糕，中国基本上在孤军奋战。除了苏联提供了少量空军支援，以及英国政府提供的有限财政支持，其他大国并没有为中国提供真正的军事支持。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年后，许多外国外交官和军事专家都认为中国很有可能战败，特别是在武汉沦陷后，中国似乎很有可能投降。但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坚持认为，中国不会在那个时候投降。

由于美国和英国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后才开始参与亚洲战场，战争形势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里仍然非常艰难。尽管如此，中国在1938年坚持战斗的决定仍然至关重要。

如果中国在1938年投降，被日本帝国占领，亚洲抵抗日本和欧洲抵抗希特勒的战争就将无法在1941年合并，成为现在我们认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中国独自作战四年多，美国和英国才能参与到亚洲战场之中。

我们应该认识到1938年作为中国抗战重要战略节点的重要性，西方还很少对此进行讨论。

敌后游击战让日本人无法控制农村

北京日报客户端：应该如何看待中国抗战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各自作用？

拉纳·米特：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战略问题，正面战场和敌后游击战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让中国能够继续战斗。正面战场的战役表明日本无法简单地入侵和占领中国，例如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长沙保卫战，都是运用军事战术确保抗击日本能力的例子。尽管日本通常最终占领了这些地区，但他们很快意识到征服中国并非易事。在国民政府迁往西南地区的过程中，这些重大战役为保障撤离发挥了重要作用。

游击战也很重要。大多数重大战役都发生在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但农村是中国大多数人口聚集的地方。游击战在这些地区十分重要，实际上使日本人无法实现稳定，他们永远无法完全控制农村。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以游击战在农村进行骚扰，使日本军队几乎无法驻扎。

除此之外，国际援助对最终击败日本也十分关键。如果没有正面战场和游击战，亚洲战场可能就不会是盟军的战争。但如果没有国际援助，中国也无法独自取胜。

抗战使中国获得了20世纪的国际地位

北京日报客户端：抗战怎样影响了中国在战后的国际地位？

拉纳·米特：抗战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地位。可以说这场战争是中国在20世纪获得国际地位的最重要因素。抗战爆发之初，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状态，虽然拥有一些主权，但这些主权是有限制的。比如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的权利，很大程度上仍是基于殖民时期的条约制定的。

1941年之后，中国作为盟军的一部分参与战争。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中国领导人蒋介石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坐在一起，这表明中国已处在世界外交舞台的中央，有助于恢复中国因不平等条约受损的权利。

由于抗战，罗斯福也极力推动中国成为战后世界的所谓“四警察”之一，即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四个国家，达成保障全球稳定和安全的新的世界秩序。实现这一点的重要途径就是成立联合国。中国在战前的国际联盟中只有一个席位，不是最高级别成员。但联合国成立时，大家都认为中国必须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1945年6月，中国代表在旧金山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这就是中国抗战斗争的产物。中国的国际地位在那场战争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二战建立的国际体系维护了大国间的和平

北京日报客户端：当今世界面临多重挑战，二战胜利80周年之际，各国如何加强捍卫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全球共识？

拉纳·米特：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我们将不得不听到国际社会许多不同的声音。在美国、中国、欧盟等主要力量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全球南方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法、日三国的帝国形态走向终结。今天，我认为许多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继承了二战的遗产，正在寻求一种“新的独立”。这种独立可能意味着在能源供应方面的独立，意味着在决定如何创建新的全球架构方面的独立，还意味着真正参与到新的科学革命中。

二战本质上为世界上许多被帝国统治地区的人民开辟了可能性。尽管二战胜利已经80年了，但很多80年前获得自由的国家仍在能源、技术以及新世界秩序构建等问题上进行探索。我们应该利用80周年的契机继续对此进行思考。

北京日报客户端：在地缘政治对抗加剧，特别是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二战胜利80年来的历史有怎样的启示？

拉纳·米特：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局势高度紧张的时代。但与此同时，应该记住的是，二战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我们仍然意义非凡。1945年后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大部分至今仍然有效。

我们所关注的全球秩序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仍然认为是1945年，二战在欧洲和亚洲结束的那一年。事实上，我们在那时开始了一场新的冲突，它不是军事冲突，被称为“冷战”。

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意识到，必须建立新的结构和机构来塑造世界秩序。不仅是为了避免冲突，还因为他们知道冲突不可避免。

尽管1945年以来发生了无数战争与革命，但有一个情况始终存在：80年来，没有哪两个全球大国之间发生过冲突。我们现行的国际体系在长达80年时间里成功维护了大国之间的和平局面。

当我们思考当今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时，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我们不应该只顾眼前，更要着眼长远、广阔的图景。

我们需要一个“中国抗战的全球化”

北京日报客户端：怎样让更多人和更多国家，特别是西方世界，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国抗战的意义及对二战胜利的贡献？

拉纳·米特：2013年我出版了《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中国作为二战受害者的故事，更是关于中国作为参战国之一最终赢得胜利的故事。我仍然坚信，如果我们考虑到同盟国中的主要强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应该因赢得战争而获得荣誉，中国也应该在这个名单上。

20年前，西方世界很少有人认真思考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这种情况的改变是因为老一代杰出的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努力，例如南京大学的张宪文教授在中国开展新的研究，提供新的观点和信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这样的西方知名学者，也召集了来自中国、西方和日本的学者共同探讨这些问题。现在，对研究中国和日本的西方学者，对中国二战贡献的研究已经广为人知。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学者仍在就这些问题进行大量互动和讨论。

但我认为，进展还是比较慢。想要让西方认识到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重要意义，我们需要一个“中国抗战的全球化”。

换句话说，理解中国抗战，不仅仅要把它看作是中国的事情，还要把它看作与苏联、美国和英国等国共同制定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场抗战，尤其是中国在1938年的坚持抗战，我认为盟军在亚洲的全面胜利将更难以实现。

我们需要不断加深理解，参加会议，撰写更多书籍。世界史和全球史研究的会议应该引入中国抗战的故事。而且，我认为许多历史学家都非常渴望与中国同行保持对话。我们也应该与日本的同行进行交流，确保西方世界也参与到这些对话中来。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内，我们都可以继续这项工作。

抗战精神蕴含中国文明不断延续的意义

北京日报客户端：抗战精神和抗战时期文化领域的斗争也是中国人谈及抗战时的重要内容，你对此有何理解？

拉纳·米特：在战役、军队和战略之外，中国在抗战期间表现出的精神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我想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关于国宝，日本全面侵略之前，国民政府就发起了大规模的行动，将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运往内地。要把这么多珍贵精美的文物运送到数千英里外，保存在洞穴中，直到战争结束，这一过程艰难且充满挑战。

很多人可能会说，日本侵华导致人民流离失所、食不果腹，为什么还要保存这些文物呢？因为中国的许多文化传承都与这些精美的瓷器、绘画、书籍、书法等息息相关。保存这些文物是为了提醒人们战争的残酷，这也只是中国历史的一小部分，更悠久的历史是文明、思想和生活方式的长期积累。文物本质上是更广泛文化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保护故宫的这些文物如此重要。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文化如何影响事物或塑造人们的观念。抗战期间最可怕的事件之一是重庆大轰炸，最严重的一次是1939年5月3日和4日，当时日本轰炸机接连对重庆进行了27次空袭，摧毁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并大量使用燃烧弹。

伟大的中国作家老舍当时就在重庆郊外的北培。空袭第二天是“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日，老舍写了一篇《五四之夜》的散文。他写道，即使被轰炸，中华民族的精神也无法被摧毁，真正的五四精神将会永存。这篇文章也与20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老舍认识到，即使在中国面临巨大危险的时候，牢记文化传统也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他提到五四，他认为这是与中国新文化的重要联系，也表明了中国文明将延续下去的更广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