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刘婷

4月2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进一步升级关税战，公布了针对所有贸易伙伴的“对等关税”政策，全球经贸体系遭受巨大冲击。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已不再是可靠的合作伙伴，第三国需要减少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依赖，同时扩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联系，并且针对中美分别制定策略，采取与双方都接触的更加务实的战略，而不是二选一。

在界面新闻本周参加的智库“中美研究中心”（ICAS）主办的一场线上研讨会上，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授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Enrique Dussel Peters）表示，美国正将贸易政策与“国家安全”捆绑，导致多边规则失效。但是中美墨三国产供链日益融合，不能忽视中国的存在，因此，加拿大、墨西哥等第三方国家需要制定兼顾中美双方的策略。

来自北美的其他与会经济学家们仍然普遍支持基于规则的世贸体系规则和自由贸易精神，并建议第三方国家可以建立一个俱乐部，促进自由贸易。另外，他们认为，随着各国重组供应链，可能会出现国家内部以及区域的投资热潮。而这种投资热潮也有助于降低加拿大、欧洲、拉丁美洲、亚洲之间的贸易壁垒。

对于国家内部的应对策略，渥太华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生院教授帕特里克·勒布朗（Patrick Leblanc）以加拿大举例称，为了减少对美国经济和安全保护的依赖，加拿大可以继续发展与欧盟和CPTPP国家的关系，但是中小企业仍因文化、地理相近等因素更倾向于与美国贸易。他建议政府与企业合作，提供实际资源而不是简单的一份声明指导，来支持中小企业开拓更远的新市场，同时消除省际贸易壁垒以提升内部经济活力。  

美国不再是可靠的合作伙伴

多位与会专家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亲密盟友也挥舞关税大棒，单方面撕毁多个贸易协定，引发盟友对其信誉的怀疑，认为美国不再是可靠的朋友。

特朗普自今年1月底重回白宫以来，不断升级关税政策，这包括针对所有贸易伙伴10%的最低基准关税，以及针对多个重点国家和行业的更高的税率。

勒布朗表示，这届美国政府显然走得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远，这尤其对加拿大人带来了心理上的巨大冲击，同时特朗普随意加征关税的做法已经对北美供应链造成实质性破坏，尤其是在汽车行业。  

“我们一直是美国的好伙伴，我们一起做生意、一起建设。但现在我们被指责了许多毫无根据的事情，比如芬太尼和移民问题，甚至被威胁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勒布朗说，“我们不能信任这届政府，也不清楚四年后是否会恢复正常。所以现在加拿大的策略是‘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减少对美国经济和安全方面的依赖，并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

莫克也表示，美国在与其他伙伴建立新关系方面存在信誉问题，引起传统盟友担忧。特朗普声称其他国家一直在“偷走美国的工作”、“在贸易中作弊”，但是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中，还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案件中，美国都有长期试图占其他国家便宜的历史。比如，美国的农业补贴长期以来一直是争议的焦点。美国在与加拿大的软木木材争端中反复败诉，最终是加拿大同意自愿出口限制。

多位经济学家表示，从纯经济学领域理解特朗普关税政策是行不通的，应该从政治经济学领域入手。

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教授乔治·叶戈罗夫（Georgy Egorov）表示，特朗普关税的实质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与特殊利益群体密切相关。他的关税政策出台是以下两股力量的结合。

“首先，关税可能是特朗普为达成其他协议而采取的开场动作，他喜欢谈判和交易。”叶戈罗夫表示，另一个更宏观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华盛顿内部，美国两党对中国经济的认识形成了共识，关税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彼得斯指出，美国正在将其国家安全概念作为对华关系的核心主题，无论是自由贸易协定、孔子学院还是电动汽车，都被置于“美国国家安全”的框架下。同时，美国还正把这一概念外包给其他国家，迫使他们跟随。

基于规则的世贸体系规则仍然重要

彼得斯表示，目前我们正在见证世界秩序的深刻转变。美国作为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创立者，正在撤回其参与，这意味着多边主义、互惠和国民待遇等当前世界秩序的基础将不再有效。

帕特里克则认为，基于规则的世贸体系规则，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来说可能终结，但对加拿大、墨西哥、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或地区来说并非如此。因为许多国家仍然相信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因而他们可以组成中等国家俱乐部，共同促进自由贸易的发展。

“虽然中美是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但全球经济还有其他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些国家也可以彼此合作的事实。”他说。

莫克认为围绕欧盟的新秩序可能会形成，因为欧盟是足够强大的一个经济体。主要挑战在于两方面，一是这个俱乐部能否找到一种方式进行信誉建设，确保自身具有让人信服的履约能力；二是俱乐部中的各方能否共同行动，而不是互相破坏或者总是期待别国率先站出来解决问题。

他还表示，随着各国重组供应链，可能会出现国家内部以及区域的投资热潮。而这种投资热潮也有助于降低加拿大、欧洲、拉丁美洲、亚洲之间的贸易壁垒。

多位专家表示，在这种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现有供应链受到打击，企业面临很大的困难，往往会推迟大型投资，并做一些边际调整。

帕特里克表示，在目前情况下，第三国企业能够找到确定性的唯一方式可能是优先在自己国家内部投资，同时尝试加强或发展与其他有自贸协议的合作伙伴的经济关系。

彼得斯提出“新的三角关系”这一概念，指的是在产供链方面，墨西哥等第三国同时与中美存在紧密联系，因此第三国不应该简单站队，而是要采取与中美都发展经贸关系这样的务实策略，制定针对美国和中国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议程。  

根据他的研究，1995年墨西哥对美出口中的中国附加值为0，2020年已达到7.5%，2024年这一比例将会更高。而墨西哥70%的进口产品是跨国公司（主要是美国公司）主导的。比如，通用汽车、福特等跨国公司都在墨西哥设立了分支机构，他们从中国等地进口零部件和产品，在墨西哥加工后再出口到美国。

“我们需要理解这种新的三角关系，并且不能简单的在中美之间二选一。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中国，墨西哥将不得不光脚走路，手机无法使用，地铁站、港口和机场也无法运转。中国的存在是现实，我们不能假装它不存在。”彼得斯说。

高关税带来腐败，或让美国更穷

与会专家表示，通过关税让制造业回流美国难度很大，因为再工业化需要长期努力，这并非易事。即使回流目标实现，也未必会真正惠及普通美国民众。

叶戈罗夫认为，特朗普支持者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制造业相关群体。而关税还受到部分企业和政治家的喜爱，因为它可以成为交易的工具。未来几年，美国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制造业回流，但这未必会显著增加就业，原因在于自动化使得制造业就业机会持续减少。

“如果我们将制造业产出带回美国，我们将为机器人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为人类。”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哈里根（James Harrigan）也表示，1945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在劳动力中所占的份额一直在直线下降，主要是因为自动化。

莫克也提醒，从长期来看，这反而可能让美国更穷，因为相关受益企业会不断游说政府，催生腐败，而且会自我强化这种行为，因为他们发现这比研发创新更容易和赚钱。这在阿根廷以及其他实施进口替代政策的国家中都得到了证明，这些曾经推行保护主义的国家的腐败现象都显著上升。

“我最担心的是，特朗普可能会让美国企业成为‘芬太尼成瘾者’，沉迷于游说贸易壁垒，而放弃创新。”他说，美国钢铁关税的历史表明，保护主义导致CEO薪酬上涨、工作岗位减少、研发投入下降，而游说活动激增。

莫克援引研究称，201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析了1963-2014年间关税对151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影响，发现从中期来看，高关税会导致国内产出和生产率显著下降。也就是说，关税往往让国家变得更贫穷。

“我希望美国人能对关税说不。如果我们都沉迷于贸易壁垒，企业可能会变成贸易壁垒的游说专家而不关心其他事，这将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未来。”莫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