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大CMF

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丁   洋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

本文转载自4月27日上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本文字数：1385字

阅读时间：3分钟

一、加征关税对就业产生什么影响？

2018年起，美国陆续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引发了对中国出口与就业形势的广泛关注。加征关税并没有对出口价造成显著冲击，同时，由于抢运、预期等因素的作用，出口量还大增近10％。2019年加征关税对出口价的冲击也不大，但出口量已锐减。面对出口量的波动，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调整人均工时而非雇员人数的方式来调整劳动投入：在2018年出口量大增时，企业并没有普遍扩员，只是通过延长人均工时以增加劳动投入并涨薪；在2019年出口量减少时，企业也没有普遍裁员，只是通过缩减人均工时以减少劳动投入并降薪。这表明，就业的数量没有明显减少，但就业的“质量”却在下降，其中的主要表现是薪酬结构的调整，尤其是福利待遇的大幅缩水。

二、企业为何不裁员？

出口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调整人均工时而非雇员人数的方式来调节劳动要素投入量。企业为何在出口量变化如此剧烈的背景下仍避免裁员？对这一行为，我们可以从Ball and StCyr（1966）的经典分析中找到合理的解释。企业雇佣员工不仅要支付工资成本，还要付出一种特殊的费用即解雇（或招聘）费用。后者是一种组织成本，具有或然性：只有当解雇（招聘）行为发生时，才会产生该费用；否则不会。如果企业因一时生产扩张而新招员工，将来若因生产回落再辞退他，按相关法律的要求，企业就要支付一定标准的赔偿金；相反，如果企业因一时生产收缩而解聘员工，将来若生产回升再增招新人，就会产生额外的招聘、培训等费用。在一个不确定性高的环境下，产出增加 （收缩）的可持续性难以保证，如果企业贸然增员（裁员），将来解雇（新招）的概率就会比较大，组织成本也高。这是阻止企业调整雇员人数的主要障碍。关税政策的反复与不可预测，使得企业在雇佣与解聘方面持观望态度，企业不敢贸然裁员或扩员，只能依靠灵活调节人均工时这一“软变量”来应对产能变化。

三、如何应对当前中美关税博弈？

随着美国宣布对全球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加征高额“对等关税”（部分商品税率高达245%），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政府和企业应积极调整应对措施以降低其对经济与就业的冲击。

第一，除减税、降费、退税等传统手段外，更应从拓宽出口渠道的角度帮助出口企业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减少对美国进口的依赖。产量是决定成本的重要因素，只有维持必要的出口量，才能维持必要的利润，才能避免出现倒闭潮。在美日欧之外，要更加重视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合作，通过塑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开发新贸易渠道保驾护航。

第二，面对加征关税的冲击，政府要加强劳动规制，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免受侵害，防止企业过度压缩在社会保障、劳动保护、培训、食宿等方面的必要投入，变相地将经营损失转嫁给劳动者，损害就业质量。劳动规制政策应该与纾困政策结合起来，通过利益机制来引导企业行为，比如稳岗补贴不仅要与雇员数量的变化挂钩，还要与薪酬变化挂钩，体现充分就业与高质量就业的双重原则。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或立场，不代表Hehson财经头条的观点或立场。如因作品内容、版权或其他问题需要与Hehson财经头条联系的，请于上述内容发布后的30天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