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吴肖明

　　2025年是中国农工党成立95周年。农工党章程总纲里写道：“农工党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一代又一代农工党人同中国共产党并肩奋斗、携手前行。”回顾农工党民主革命时期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农工党始终将爱国情怀融入血脉，将革命精神铸成旗帜，将奉献品格践于行动，形成了爱国、革命、奉献的优良传统，这是农工党与中华民族共命运的生动写照，也是农工党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爱国是农工党与生俱来的血脉基因

　　农工党是由一批充满革命理想的爱国者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追求民族独立而建立的。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与谭平山等人肩负起领导国民革命的使命，酝酿建立新的革命组织。11月1日，邓演达同宋庆龄等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宣言》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中国进入了“新的黑暗反动时代”，继而痛斥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罪行。《莫斯科宣言》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革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表达了继承孙中山遗志，寻求民族解放、建立平民政权、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心，为团结大革命失败后在政治上彷徨苦闷的革命同志树起了一面旗帜。《莫斯科宣言》传回国内后，使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一部分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受到很大鼓舞。于是，谭平山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威望和影响，将上述各方面的人士召集起来，于1928年3月主持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中华革命党”是农工党的早期组织，成立的目的是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努力复兴中国革命的精神，主张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建立平民政权。

　　邓演达在欧亚各国经过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探索和实地考察之后，于1930年5月秘密回到上海，着手筹备建党。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290号（今淡水路332弄1号），主持召开了有10个省区的30多名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的前身，简称临委会）。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邓演达主张，既要与当时蒋介石、汪精卫窃取的国民党相区别，又要保留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的名称，以便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继续孙中山未竟的革命事业，故沿用《莫斯科宣言》中提出的名称，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临委会成立大会上，邓演达带领大家集体宣读《我们的信条》，并一致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政治主张》贯彻了邓演达“平民革命”思想，其核心内容就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充满伟大理想和爱国情怀的政治纲领，也是农工党成立的初衷。在民主革命时期，虽然随着形势与任务的变化，农工党曾几度易名，但都是以这个纲领作为基本行动准则。此后一代代农工党人在此纲领指引下，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前仆后继、矢志不渝。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农工党率先举起抗日救亡的旗帜。邓演达在狱中仍不忘给临委会其他负责人写信，要求临委会发动群众，对日宣战，共赴国难。11月12日，临委会发表《对时局宣传大纲》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1月22日，临委会正式颁布了“倒蒋抗日”十条行动纲领，宣布要“以抗日救国为己任”。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黄琪翔等亲赴前线协助蔡廷锴指挥作战，并动员87师、88师黄埔出身的军官主动请战。临委会组建“中国义勇军”赴前线支援十九路军，还组织物资支援抗战。随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临委会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临委会随后发表《组织反日阵线的宣言》，率先响应《八一宣言》，公开打出“联共抗日”的旗帜，表达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诚意。1937年7月7日，日寇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在民族危亡关头，7月10日，彭泽民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表达了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和要求。

　　1947年2月，农工党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召开，会议全面总结和高度评价了农工党的历史，强调党的政治路线自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以来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是正确的。会议决定扩大农工党的组织基础，同时加强与中国共产党、民盟、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其他民主党派的联合与合作，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农工党历经磨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从最初提出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反蒋联合战线”，到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最终走上了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道路，实现了热爱祖国与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高度统一。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农工党不断追求进步的思想政治基础。

　　革命是农工党始终高扬的精神旗帜

　　农工党是邓演达等革命先辈为寻找复兴中国革命的道路而建立的。农工党始终保持着革命的愿望和要求，其奋斗历程始终与中国革命紧密相连。参与筹建农工党的先辈，主要是大革命失败后从武汉出走，以及南昌起义失败后脱离原组织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共产党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等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凭着革命理想和热情，聚集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因而创立的是具有进步性的革命政党。农工党在创建之初就把革命当作首要任务，邓演达在临委会成立大会上指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绝续关头，继往开来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在座各位都是在革命战线上奋斗过来的同志，更感责无旁贷，所以挺身而出，重上战场。”临委会成立后，从组织建设、宣传、民运、军事、人才培训等方面发动反蒋斗争，开展以推翻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为目标的革命活动。当时，邓演达很希望同中国共产党联系，建立反蒋的联合战线。但由于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倾路线把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邓演达的提议未被理睬。

　　临委会开展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对蒋介石的政权造成极大威胁，蒋介石悬赏30万元缉捕邓演达。1931年8月，因叛徒出卖，邓演达被捕，同年11月在南京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农工党组织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农工党人并没有因为反动派的屠刀而停止战斗，在血雨腥风中继续坚持邓演达的平民革命理念。1933年11月，临委会负责人黄琪翔等联合被蒋介石派往福建与红军作战的第十九路军将领及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从邓演达殉难到参加福建事变失败，临委会的同志们从悲愤惨痛中继承邓演达的革命精神，在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上摸索前进。

　　屡次的失败和挫折，促使临委会同志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不断总结思索。临委会领导人从中国共产党发表的《八一宣言》中看到抗日的希望，备受鼓舞，认为反日反蒋，事有可为。当年11月，临委会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农工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集中解决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问题。会议一致认为党的名称需要改变，既要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又要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以民族解放为己任，还要照顾到历史传统，保留“行动委员会”的称谓，决定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委会），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会议确立“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决定“同共产党合作，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以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提出的“同共产党合作”有其特殊的含义，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指导下，政治上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

　　全面抗战打响后，大批农工党党员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前线，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1940年秋，解委会开展了统一思想、纯洁组织的整党活动，党员重新填写入党申请书，并宣誓：“为完成民族解放，实现民主政治，争取社会主义前途三大目标奋斗到底。”

　　抗日战争胜利后，农工党为争取民主、和平，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主张，配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解委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总结历史、规定新的任务和方针。会议经反复讨论，接受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建议，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再次明确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继续跟着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此后，农工党同中国共产党步调一致，更加积极地投入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同时以实际行动支援和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开展了在中共领导下的新军事运动。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5月5日，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联合向国内外发出通电，一致响应。1949年1月，农工党领导人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明确宣告“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从此，农工党与其他各民主党派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周恩来曾说：“农工民主党不同于中共以外别的党派者，它是唯一具有革命传统基础的党”“正如毛主席说的，多少同志倒下去了，留下的同志擦干身上的血，继续斗争。农工党也是一样，邓先生倒下去了，几个人撑下来。这就是不惧不屈的革命传统，农工党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也许早就不存在了，更不要说参加今天的胜利的革命行列。”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逐渐建立了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密切关系，结下了患难与共、兄弟般的深情厚谊，为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奉献是农工党躬身践行的崇高品质

　　农工党创建时就发出了为中国革命挺身而出、重上战场的宣告。农工党人秉持爱国革命理想，舍生忘死、勇往直前，为抵抗外敌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并肩作战，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大无畏的革命奉献精神。抗日战争时期，农工党坚定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投身全面抗战，涌现了农工党“三个司令”的佳话：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的黄琪翔领导抗日部队参加抗战；新四军苏中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季方在苏北苏中地区参加领导抗敌斗争；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程在晋冀豫、晋冀鲁豫边区领导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加速胜利的进程，农工党部署各级组织开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军事运动，谱写了农工党最光辉的一页。主要是在国统区发动人民或组织力量参加革命的武装组织，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后来有的组织经过整编，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壮大了革命力量；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也取得较大成功；积极搜集军事情报，为解放军进军作战提供便利，如担任国民党重庆行营代理参谋长职务的农工党党员刘宗宽所做的一系列重要工作，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提供了有力支持，刘宗宽之功被刘伯承誉为“解放西南第一功”。

　　邓演达作为农工党的创始人，坚持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以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牺牲精神，为我国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功绩。大革命时代，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使毛泽东和邓演达走在了一起。特别是在武汉政府时期，邓演达与毛泽东在土地、农民问题上的想法很接近，一起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谓志同道合。后来毛泽东回忆说：“大革命时期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与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周恩来也说过：“当他（邓演达）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危难时刻，邓演达没有退却，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战斗。邓演达团结国民党左派、联合共产党人发布《讨蒋通电》。1931年8月，邓演达被捕入狱，面对法官的审问，邓演达慷慨激昂地回答：“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要革命。”面对蒋介石的高官厚禄引诱，邓演达严词拒绝，并以“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作答，邓演达以鲜血践行了他秉持的“牺牲、不怕死，是革命党员的本分”的信念。毛泽东盛赞邓演达“以身殉志，不亦伟乎！”1925年在柏林与邓演达相识并结为好友的朱德，为邓演达殉难十周年的题词是：“择生（邓演达字）先生在大革命时期艰苦奋斗并最后为反对蒋介石集团而英勇牺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怀念的。”中共中央称邓演达“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平等、自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一名优秀战士”。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农工党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经历血与火的考验。众多农工党党员颠沛流离，经受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折磨，有的在刑场上慷慨赴死，有的在战场上英勇捐躯，有不少农工党党员同共产党人的鲜血流在了一起，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在壮烈牺牲的革命者中，有被蒋介石杀害的农工党创始人邓演达，有在福建事变中英勇牺牲的徐名鸿、江董琴、翁慈星、颜卧云、周捷榜、冯峻五、丘弼琴，有在与日寇作战中壮烈牺牲的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程，有在开展抗日游击斗争中被日寇虐杀的王守先，有在做策反工作时被捕遇害的农工党中央委员曾伟、上海市党部主委虞键、南京市党部委员刘启纶，有在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中在上海解放前夕被敌人杀害的农工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委员会主任焦伯荣、上海市党部青年运动委员会主任赵寿先、委员郑显芝。农工党西南地区组织工作负责人黎又霖，长期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士中开展工作，被捕后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在重庆白公馆英勇就义。还有许许多多农工党人一往无前、矢志奉献，与中国共产党一同经受严峻的考验。

　　（作者单位：农工党浙江宁波市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