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咸肖固等七人华景洞题名》拓本（桂海碑林博物馆藏）

柯梦得《桂林永宁寺运判方公祠堂迎送神曲》拓本（桂海碑林博物馆藏）

桂林龙隐岩石刻

石刻文献在我国先秦时期已有发展，是文献的一种重要存在形式，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广西桂林的宋代石刻数量在中国首屈一指，清代金石学家叶昌炽在其著作《语石》中给予了高度评价：“唐宋题名之渊薮，以桂林为甲。”桂林的石刻内容丰富，堪称一部多方位反映中国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的“周南太史书”，其中不乏闽人的作品，他们或做官，或探亲访友，或途经或定居桂林，为桂林山水折服而留下笔墨。

今天的象鼻山水月洞仍能见到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刊刻的《卓樗赵繇夫等二十一人水月洞题记》，该石刻高230厘米，宽145厘米，正书，字径10厘米，抄录如下：

吾闽衣冠甲天下，游宦于桂林者，一时为盛。经幕三山卓樗子用，绍定辛卯菊节，会同里二十有一人，同幕赵繇夫仲至、林文诚公著，宪幕李遇用之，漕幕陈梦庚景长、林应辰振老、赵希鄂仲韡、薛之鉴明叟。奉檄至者，郭岳伯崇、陈该一彦博、方禹锡文瑞、李士炜华国、赵必取世颖、王震定东父、柯楚伯翘、林颢景程、林机次枢、郑公望希吕。调铨者陈士吉一卿、赵希[~公式~]宗美、陈应龙翔卿。联辔湘南，登千山、憩簪带，挹栖霞七星之秀，薄莫舍策泛舟，由龙隐涉訾洲，夷犹水月之下，把酒赋诗，人物与众山俱清，情无涯而乐亦无涯也。

石刻文中的闽籍官员或被聘为幕僚，或奉檄而来，或根据考绩迁调至广南西路静江府（今广西桂林）。他们成为桂林地方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政治群体。

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任广西提点刑狱的莆田人林光朝说：“臣生长闽峤，闽之父兄官于岭海者不为不多，耳目所接，乃如乡景。”反映了当时闽人在两广地区为官者众多。据笔者统计，南宋桂林的闽籍知府人数为18人，先后为刘彦适、陈璹、余良弼、张维、蔡戡、詹体仁、赵善恭、黄景说、李訦、邹应龙、赵师恕、颜颐仲、徐荣叟、徐清叟、曾用虎、谢逵、宋慈、邓筠。

宋代桂林不仅有府衙，还有广西下设的经略安抚司、转运使司、提刑司、常平司，以及非常设的承宣使、观察使、宣谕使、宣抚使等。以转运使司为例，宋代的财政系统实行转运使制度，各路设立转运使专门管理财税，转运判官则是其重要的辅佐官员，辅助处理财赋、税收、盐铁专卖、漕运等方面的事务，地位在地方官员中较高。早在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建阳人宋咸便以转运判官、都官员外郎随余靖平定侬智高，其名得以刻于《平蛮三将题名碑》中。北宋嘉祐三年（1058年），宋咸又为广西提点刑狱，改转运使、屯田郎中。至南宋时期，刘彦适、陈谠、王孝先、方崧卿、方信孺、陈畴、陈孔硕、颜颐仲等闽人也都曾出任过广西转运（副）使或转运判官。

那么，南宋时期闽人何以“衣冠甲天下”呢？

福建山多地少，适宜耕作的土地十分有限。有宋一代，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产生了较大的人地压力，迫使闽人向外寻找出路。岭南地区在当时中原士人眼中仍是“蛮瘴之地”，赴任者常视其为畏途。而福建因地理邻近，使得闽籍士人在“远恶差遣”中较易接受赴任广西。随着官学普及、书院林立，加之刻书业的繁盛，福建渐渐成为书香之地，在科举上优势突显，成绩斐然，为大量闽籍官员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政治基础。

据《八闽通志》所载：“宋兴，闽八郡之士取名第如拾芥，相挽引居台省、历卿相不绝于世，举天下吉得第之多者必以闽为首称。”南宋时期福建有状元14人，进士更是多达3000余人。其中，黄景说为乾道五年（1169年）进士，嘉定元年（1208年）为广西经略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静江府；邹应龙为庆元二年（1196年）状元，嘉定十年（1217年）任广西经略安抚使兼知静江府。此外，还有大量的福建赵氏宗室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集团，入桂任职。福建赵氏宗室为靖康之难后随南外宗正司和西外宗正司两个宗室管理机构南迁而逐步在福建发展起来的皇族群体。据杨文新统计，南宋福建共有329名宗室进士及第。其中，赵善恭为乾道八年（1172年）进士，授吉水丞，开禧元年（1205年）以直焕章阁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赵必取为嘉定四年（1211年）进士，绍定间奉檄至桂。

除考取功名外，闽人的入仕途径还有荫补，即因祖辈、父辈有功，朝廷在其子孙后代入学、入仕等方面给予的特殊待遇。晋江人李訦以祖荫补承务郎，嘉定三年（1210年）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知静江府；颜颐仲为理学家颜师鲁孙，以祖荫补官，授通仕郎，嘉熙二年（1238年）为广西转运判官，知静江府。

亦有闽人成为幕僚入桂。南宋存在选人阶层膨胀和“改官难”的问题，致使“入流太泛，入仕甚难”。较近畿地区而言，广西经略安抚使有更大的奏辟权，对那些长期无法改官的选人和没有入仕渠道的文人而言，入幕广西仍是积累年资、晋身官籍的“速化之地”。正因如此，静江帅幕宾从之盛，冠绝岭南。以柯梦得为例，其屡试不第，以善楚辞为同乡方信孺欣赏。嘉定六年（1213年），信孺官广西提点刑狱，纳梦得为幕僚。嘉定七年（1214年），柯梦得以特奏名登进士第；再如刘克庄，嘉定十四年（1221年）他应广西经略安抚使胡槻之邀，来桂做胡的幕僚。宝庆元年（1225年），刘克庄出任建阳知县，也是他真正主政一方的开始。可见，桂林不再是贬官谪宦之所，而是闽籍文人名士积累资历以跻身朝堂的要区。

南宋闽籍官员在桂主政期间政声卓著，在桂林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宗室名臣赵师恕于端平元年（1234年）以朝请大夫、焕章阁直学士身份出任广西经略安抚使兼知静江府，其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南宋“白富美”黄昇夫家祖父。主政期间，赵氏察访民瘼、整饬吏治、振兴文教、营建浮梁，其施政深得民心，桂人立祠祀之。端平三年（1236年）四月，桂林进士秦祥发为之书撰《广西经略安抚焕章赵郎中德政碑》，至今仍镌刻于七星岩，见证这段历史佳话。

詹体仁知静江府期间，治绩颇为突出。据《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所载：“岭外民贫财匮，公撙节浮蠹，为阁十县税，钱一万四千，蠲杂赋朱胶等钱八千。公昭、桂折布自建炎以来为民患，公建请蠲免，而二州民力始苏。”此外，方崧卿在桂任广西转运判官，他奏革盐法，使岭西之民因免贵盐，桂人德之，立祠以祀。柯梦得为其撰祭文《桂林永宁寺运判方公祠堂迎送神曲》刻于七星岩内。

在公务之余，这些闽籍官员热衷景观营建。乾道四年（1168年），时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的延平人张维，依据唐人吴武陵《新开隐山记》和韦宗卿《隐山六洞记》的记载寻访西湖，亲临实地却大失所望——昔日胜景已“尽耕稼之垅矣”，唯余一潭二池在芒草与残荷间颓然零落。张维当即组织人力疏浚泉水，重新开凿西湖，不仅在湖中遍植荷花，更在隐山营建瀛洲亭、怀归亭、望崑亭及湘清阁等名胜，使“苍茫蛟澈”的西湖风貌得以部分重现。自张维修浚西湖后，方信孺通过重修朝宗渠引江水济湖，并增筑莲池与“碧桂山林”馆舍，形成完整的景观体系。刘克庄《泛西湖》中“桂湖亦在西，岂减颍与杭”之句，正印证了经数代闽人营造后桂林西湖堪与颍州西湖、杭州西湖比肩的景致。

闽籍官员好组织同乡的赏游活动，借由观山游水，增进彼此互动，建立人际关系，强化情谊。前文述及，卓樗与福建诸友以重阳节为名，共游桂林山水，在水月洞“把酒赋诗”。乾道三年（1167年），孙师圣与在桂同乡黄寿之等12人游漓江沿岸名胜，在龙隐岩刻有《孙师圣黄寿之等龙隐岩题记》，该石刻高50厘米，宽93厘米，隶书，字径6厘米，抄录如下：

七闽孙师圣，黄寿之，江清卿、修卿，陈启宗，黄升卿，张子真、子斐，王公尤，谢少魏，乾道丁亥六月上休，自七星联镳过程岩，小集龙隐，泛舟由朝阳以归，师圣子德卿、寿之子希吕侍行。

正如潘立勇所言：“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促使中国的休闲文化在宋代全面兴起乃至繁荣。”雅集与桂林山水的结合，展示着南宋闽人游戏山水、追求自然的生活。他们借着题跋、序等文体，记录活动内容及其感受，这些文字见证了南宋闽籍士人精彩多姿的文化活动与营建人际关系的样态。

文因景生，景以文传。闽籍官员在寄情山水的同时，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如陈谠的《游桂林诸岩洞诗》、方信孺的《西山题诗》《龙隐洞题诗》、陈岘的《龙隐岩》。刘克庄更是在桂留下超过70首诗词，其中包括《簪带亭》《龙隐洞》《伏波岩》等名篇，特别是他在《簪带亭》中所作的千古名句“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生动而形象地勾勒出桂林山水环绕的城市格局，时至今日，都依然贴切。

八闽风骨，镌刻桂山。南宋时期，福建士人以治世之才与风雅之笔，在桂林山水间写下壮阔篇章。他们或治理地方、兴利除弊，或寄情山水、刻石题咏，在当地留下独特的政治遗产与文化印记。千年石刻如镜，映照出福建先贤“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精神底色，更见证闽桂两地文化交融的深远回响。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