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豹，江西永丰人，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进士，历任华亭知县、御史巡按、苏州知府、顺天巡抚、兵部尚书，所在有官声，曾具文弹劾市舶司镇守太监，时人称其“真御史”。

明嘉靖六年（1527年），聂豹受命巡按福建。在闽期间，他整肃纲纪、刷新吏治，嘉靖皇帝“亦闻其名”。同时，他致力于推广王守仁的“致良知”学，为阳明学在福建的扎根和发展奠定基础，《闽书》记其“观风校士，诵《小学》《礼记》诸书面训之”，后在明清之际理学谱系的构建中与王守仁、欧阳德、邹守益、罗洪先共同被尊为“青原五贤”。

聂豹在嘉靖五年（1526年）拜会王守仁，谈论良知之学，服膺阳明学中“良知无间圣愚，圣人为必可至”的信念，在经过多年和王门学者的通信论学后，正式成为阳明门人。嘉靖七年（1528年），朝廷下令天下郡县建小学以为蒙学，聂豹在福州鳌峰、乌石两山间的治平寺旧址上创养正书院，“择闽士学有行谊者六十余人，童子俊秀可教者百人”入学，教习的重点是“日以修明身心之学为要”，又划拨原属治平寺的田产500余亩归书院，以田租资助诸生，使其成为阳明学在福建传播的重要基地。

聂豹在福建期间刊刻了一系列与阳明学有关的重要书籍，其中影响最大的两种为《传习录》和《大学古本》。他在《重刻传习录序》中致力阐明阳明学“良知通万物”的学说：“学致良知，万物皆备。”在《重刻大学古本序》中，则详述期望以此书来“释世之致疑于阳明格物之说者”。他还向闽中士子推荐王门弟子的《道一篇》《二业合一训》，并将其作为养正书院的重要课本，一方面从理论上阐述举业和德业应该是“道艺兼之”，另一方面则调和理心之说，“而于二家之言曾未考诸己乎……始异而终同”。公务之余，他还亲自到养正书院给诸生授课，其《养正书院夜坐有感示诸生近律》中指出“良知端的是吾师，跬步谁知远在兹”。

在程、朱一系闽学根基深厚的福建传播阳明学，聂豹也遭遇到学术上的问难与挑战，其中最知名的是与张岳的论辩。张岳，福建惠安人，与聂豹为同年进士，历任廉州知府、两广巡抚、兵部侍郎等职，学术上以程、朱为尊。聂豹在入闽之初即往拜访，但双方在学术上不能相契，后聂豹在闽中推动阳明学传播的举动引发了两人的论战。丁忧居家的张岳屡屡致信，批评聂豹向士人传授“浑沦笼统”的心学之语，建议“不如且释同异之论，令学者且就日用切己，实下功夫”。不过，两人虽因义理立场不同而书信驳难，但君子之争并没影响友情。嘉靖八年（1529年），聂豹遭到权贵排挤而去职，张岳致书慰问；张岳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去世后，聂豹为其撰神道碑，对其学问和事功揄扬有加：“学以大儒程、朱为宗，尊信传注，出入以度。”“道南以来相传家法，孔孟所以教万事无穷者。”

聂豹在闽时间不长，但所开拓的阳明一派却在福建生根发芽。受养正书院的吸引，阳明学派的学者持续入闽。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季本“携书入闽，再过建阳”时传授阳明学，并与程、朱学派的学人发生争论。隆庆元年（1567年），漳州府宁洋县知县董良佐造学宫、立乡约，讲授阳明学。隆庆二年（1568年），江西永新人颜均在邵武开展阳明学派讲学。隆庆五年（1571年），聂豹门人宋仪望督学闽南，“摘取诸先辈集中语关理学者刻之，为《阳明文萃》”。万历初，福建巡抚耿定向开办学堂，提倡阳明学。

福建讲授阳明学的书院也在扩展。嘉靖三十年（1551年），福建清军御史沈宠（沈有容的祖父）兴复养正书院，“取《传习录》《大学问》《朱子晚年定论》，手订付梓，播诸学宫弟子员”，还请当时已任兵部侍郎的聂豹撰写书院记。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王守仁的高足王畿入闽讲学，与王慎中、万虞恺会讲于福州石云馆第，并推动武夷山阳明书院的创建，“与阳明创武夷一曲大同书院……与阳明公力振起绝学，何尝不同”。武夷九曲是朱子学重镇，阳明学派在此创书院并讲学，显然构成了挑战的象征意味。万历末年，岳和声在《共学书院志》中极口称赞聂豹“辟养正书院，买田供费，群诸生讲读其中”的创举。

通过学者往来讲学和书院教授，福建也产生了一批阳明学的学者。卓邦清，福清人，官至富川知县，“受学于欧阳德”，成为阳明学派弟子；蔡克廉，晋江人，官至户部侍郎，“与罗洪先、邹守益诸公往复讨论，卓然有志于道”；朱成文，南平人，於潜（今属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知县，“与田一菴、王龙溪、钱绪山会讲天真书院，究心理学”；乐文解，沙县人，吉安训导，“从罗洪先讲学，罗洪先与语，忻然曰吾老友也”；陈杰，莆田人，景陵知县，王守仁称其“笃信好学，高洁自守”，他死后，聂豹为其请求朝廷旌表；施仁，龙溪人，龙门知县，沈宠等曾请他开讲，“延至书院，以训多士”；潘鸣时，南靖人，信阳州通判，“读《传习录》，负箧吴会，谒王龙溪、钱绪山，相与讨论”；郭造卿，福清人，从戚继光北上，官至蓟镇中丞，“受业罗洪先之门”；沈大易，晋江人，与王龙溪、邹守益、罗洪先等共论阳明学要旨，切中肯綮，“称为吾党上乘”；朱昂，邵武人，“教授致良知之学，锐然以圣贤自励”；王岳，邵武人，“游罗洪先之门，以明德为宗，遂为罗门高足”；吴一沛，龙溪人，“从潘鸣时得王文成之传”；丘原高，漳浦人，跟随罗洪先、邹守益学习，二公深许之，他曾言“吾昔信理，今信心，然后乃知学之能变化气质”。

经过聂豹等人的开拓，在明清之际，福建已成为阳明学一大重镇，在何乔远所著《闽书》中，以一种较为开放的态度对待各学术流派，称赞了聂豹及后来阳明学者的为政功绩和学术造诣，承认在心学学旨的开示下，不少人得以领悟儒家义理之学。崇祯初年，晋江人刘廷焜编纂的《闽学宗传》中肯定了聂豹“宦闽”期间对阳明学的开创。清代李清馥在《闽中理学渊源考》中强调了隆庆、万历之后多元化的学术格局，指出聂豹等人“其学亦多良知之余”。

聂豹在阳明学入闽这一事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得明代福建的文化呈现出更多元、更丰富的色彩，凝结成思辨愈深、条理愈明、根基愈坚、包容愈大的福建特色思想资源。

（作者单位：中共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