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抗战文学经典——萧军《八月的乡村》出版90周年。这部小说是最早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作品之一，不仅反映了九一八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且记录了抗日英雄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联的前身——磐石游击队成长壮大的历程。

“这全是些很沉痛的谈话”

萧军，辽宁义县人，1925年，年满18岁的他怀揣报国梦踏入军营，但很快发现军阀部队并非他所想象的那样，而是充斥着黑暗与腐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萧军在沈阳目睹了城市的沦陷，看到东北军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他失望至极。随后，他离开沈阳前往哈尔滨。1932年2月，萧军又一次目睹了哈尔滨的沦陷，受到了极大刺激。这一年，萧军在哈尔滨化名“三郎”正式开始文学创作，并逐渐和中共地下党员、进步青年走到了一起。

《八月的乡村》的创作，是由一个偶然的来客激起的。1933年5月，先是萧军好友、作家舒群见到了老同学傅天飞，后者在九一八事变后随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南满游击区发展抗日武装，在那里，傅天飞逐渐成为磐石游击队的一名领导人。听着傅天飞讲述磐石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舒群劝他留好这些“腹稿”，将来把它们都写出来。傅天飞说，咱们两个人，两份腹稿，要保险很多。两人聊了整整一天一夜。第二天，舒群又将这些英雄故事讲给了好友萧军、萧红听，他们听后非常感动，让舒群一定要把傅天飞请到家里来。后来，萧红在作品中曾对傅天飞的到来有过描述：“这全是些很沉痛的谈话！有时也夹着笑声”。萧军完全沉醉在傅天飞的讲述中，深有感触，他很想用自己手中的笔把故事里那些可敬、可亲、可爱的人们写出来。不久，萧军便开始动笔创作这部以磐石游击队的故事为基础，以他个人的军队生活体验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

“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

1934年夏，萧军与萧红在哈尔滨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于是辗转前往青岛，途中把手稿藏入茶叶筒里才躲过了盘查。同年秋，萧军在青岛完成《八月的乡村》初稿，但一直担心自己写的是否与当时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合拍。青岛荒岛书店负责人孙乐文建议他可以给上海的鲁迅先生写信求助。萧军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鲁迅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在回信中，鲁迅说：“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

1934年11月，二萧来到上海，终于见到景仰已久的鲁迅。后来，萧军根据鲁迅的意见，对文稿进行了再一次的修改。也是在鲁迅的帮助下，1935年，《八月的乡村》与叶紫的《丰收》、萧红的《生死场》一同被列入“奴隶丛书”，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为了安全考虑，《八月的乡村》作者署名为“田军”。

在为《八月的乡村》撰写的序言中，鲁迅谈及自己见过的有关东三省被占事件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鲁迅还特别强调，这本书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的“心的征服”是有碍的。

《八月的乡村》出版后，在左翼文坛引起轰动，迅速在读者中产生影响。这部交织着血与泪的作品，把东北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赤裸裸地展现在全国人民眼前，让关内民众看到了东北大地上正在进行着的不屈反抗，同时小说也警示着关内不要成为第二个东北。在小说中，萧军驳斥了当时流行的所谓抗战“悲观论”“失败论”，让人们看到中国抗战的希望与光明，正如作品中人物所说：“同志们，快了，出了这个谷口，再过一条河，对面在几个山怀抱里的那个堡子，就是王家堡子——出了这个山口子，就能看到一个炮台，石头堆的，在那边山头上。炮台上面一定有红旗，如果他们要在那里——他们一定有人在这里等候我们……”

“人民血写的历史是无法、也不可能被歪曲、被消灭的”

“我要恋爱！我也要祖国的自由！毁灭了吧！还是起来？毁灭了吧？还是起来？奴隶的恋爱毁灭了吧！奴隶没有恋爱；奴隶也没有自由！”

1936年的一天，北平高梁桥畔一群学生聚在一起，大声朗诵《八月的乡村》中的段落，深深打动了路过的扶轮中学音乐教员王洛宾。回去后，王洛宾很快把这段文字谱成歌曲，并取名《奴隶之爱》。在他的教唱下，许多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学会了这首歌。不久，这首歌曲就传遍了北平、华北甚至更远的地方。这段轶事足见《八月的乡村》在当时的影响力。

《八月的乡村》出版后，因揭露日军暴行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遭到国民党查禁，在民众中却得到传播。从1935年8月到1939年1月，不到4年，该书发行了10版，还被带到国外，先后出版了日译本、英译本、俄译本等，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评论该书时说：“在历史中最崇高、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比起平铺直叙地讲事实，一部小说、一首诗歌或一篇论说文往往更能揭示出这一时期内在目的的核心、力量的源泉”“这部小说的问世正值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之际，小说也推动了与之相关的政治事件的发生”。

令人悲痛的是，1938年2月，作为小说原型之一的傅天飞，因为叛徒的出卖被捕。日伪军对他进行了多次秘密审讯，希望劝降他，均遭拒绝。最后一次提审中，他趁看守不备，夺过手枪自杀殉国，年仅27岁。

英雄已逝，但那些“腹稿”以文学的方式传播开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珍藏的《八月的乡村·后记》中，萧军写道：“墨写的历史虽然有时可以被歪曲、消灭；但人民血写的历史是无法、也不可能被歪曲、被消灭的”“人民要生活，就要斗争；要不做奴隶，就要斗争”。90年后的今天，重温这部经典小说，我们依然能够听见白山黑水间的抗争怒吼，能够看见血写的历史镌刻着怎样的铮铮不屈。

慕津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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