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妇女网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杜康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私营企业提供帮助，先后以“借”为名收受2名私营企业主所送现金共计260万元；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王须国将手中信贷权异化为权钱交易的筹码，通过虚假贸易、以借为名、收受房产等方式接受利益输送……近期，各地纪检监察机关通报的典型案件中，不少涉及以“借”为名变相受贿问题，值得关注。

为官莫念发财经。近年来，个别党员干部打着“借用”的旗号，为权力寻租架设“过墙梯”，以虚假借款等方式行利益输送之实。无论手段如何隐蔽、花样如何翻新，都改变不了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本质，终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分批转钱、补签借条、虚假还款……个别党员干部向管理和服务对象“借钱”，因“借”生腐、由“借”变贪

2021年初，湖北省枣阳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靳天翔以住房远离单位、上班不便为由，向某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借用”100万元购房，王某当即应允。随后，靳天翔用其中95万元购买了一套新房，剩余5万元用于个人日常生活开支。

“双方既未办理借款手续，也未约定利率及还款日期。”办案人员介绍，靳天翔拥有多套住房，并没有再购房的迫切需求，且在有能力还款的情况下，并未表达还款意愿，也没有还款的行为。种种情况表明，靳天翔系以“借款”为名行受贿之实。

此外，靳天翔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2024年5月，靳天翔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25年1月，因犯受贿罪、串通投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1万元。

名义是借，实则是贪。江苏省宝应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个别党员干部会以购置房产等需求为由“借款”，有的甚至以同一事由向多人“借款”。借贷双方心照不宣，“借款”对象多为有利益往来的管理和服务对象，且行贿方无追讨意图，受贿方无还款意愿，达成“假借贷、真贿赂”的默契。

或是“借款”后免除债务；或是通过亲属、朋友账户中转；或是采用“借款—投资—分红”等迂回方式洗白利益输送……为了掩人耳目，一些涉案人员可谓煞费苦心。

有的通过无关联账户分批转钱。如江苏省宝应城市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沈某某在女儿购房验资款充足的情况下，仍以资金不足为由向商人梁某某“借款”200万元。为规避调查，沈某某要求梁某某利用无关联账户分批次将钱转入其账户，并假意签订借条、约定利息。事后，沈某某将这笔钱转入小额贷款公司用于个人理财。2023年2月，沈某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23年8月，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135万元。

有的突击还款、补签借条。如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三级高级主办沈嘉正利用职务便利，为管理和服务对象、单位下属在市场管理等方面谋取利益，编造各种理由向他们“借款”，共计38万元。在下属许某、沈某被留置后，沈嘉正因害怕事情败露，将所借款项陆续退还，并给管理和服务对象周某补打了借条。2022年11月，沈嘉正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23年2月，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一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有的通过特定关系人虚假还款。如广西壮族自治区陆川九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黄锐指使司机符某军以“借款”名义收受商人饶某军好处费100万元。为掩人耳目，黄锐安排符某军一度将这笔钱归还，很快又再次以“借款”名义收回。2024年6月，黄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24年10月，因犯受贿罪、洗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35万元。

“行使公权别夹私念，有些钱财、有些宴请、有些服务，一定要不借、不吃、不用，千万别因‘借’生腐、由‘借’变贪，赔上人生、赌上家庭，最终祸到临头悔也迟。”黄锐悔恨不已。

牢牢把握贿赂犯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精准区分“借款”与“受贿”

“这些年来，我以各种名义‘借款’总额高达200多万元，时间最长达二十年。我完全有能力偿还，却放任这一现象延续，说白了就是自己不想还。”面对办案人员，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谢某某坦白道。最终，谢某某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杭州市滨江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俞敏超分析，近年来查处的以“借”为名受贿案件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借贷关系缺乏真实经济基础。双方既无正常经济往来，也非亲友关系，涉案党员干部存在利用自身掌握的行政审批、项目监管、资源分配等职权，为管理和服务对象谋取利益的行为，且虚构借款事由，并无还款意愿或行为。二是以借贷形式掩盖权钱交易。双方往往通过签订书面借款协议、约定利息、设置还款期限等方式，将受贿行为伪装成正常民事借贷。

“以‘借’为名变相受贿常借口‘临时周转’，绝大多数还伴随利息低于市场水平或完全免息等异常情况。实质上是以公权力为筹码，以借贷为幌子，通过隐蔽手段实现权力与利益的非法置换。”在重庆市南岸区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聂刘勇看来，与传统受贿相比，这类案件有一些新变化：一是方式更隐蔽。传统受贿多为直接收受财物，而以“借”为名变相受贿利用“形式合规”的借贷形式加以伪装，需通过资金流向、还款记录、双方关系等间接证据链证明“履约异常”。二是周期更长。传统受贿往往伴随具体请托事项即时完成，而以“借”为名变相受贿可能延迟利益兑现，表现为多次“借还”循环或单笔大额“借款”长期拖欠，形成“前期输血、后期变现”的长期交易。

在江苏省扬中市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李康看来，判断正常借款还是变相受贿，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双方关系，正常借款中，双方往往是以情感纽带为基础的亲友关系，或是以赚取合法利息为基础的市场关系，而以“借”为名受贿中，双方大多存在管理、服务或利益关系；二是借款用途，前者事由具有真实性、合理性和必要性，而后者事由往往系虚假编造，甚至出借方不问事由主动借款；三是借款过程，前者往往时间节点无规律，一般会约定借款金额、还款利息、还款时间等，而后者借款大多发生在职权行使的关键节点，如工程项目审批前、招标过程中、资金审批支付前等，双方通常不约定还款利息、还款时间等；四是归还借款，前者借款方一般按约定时间归还，即便不能及时还款，也会再次约定还款日期、支付部分利息或重新出具借条，而后者双方往往无还款催款行为。

牢牢把握贿赂犯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精准区分“借款”与“受贿”。浙江省东阳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李佳元表示，真实借款合同通常符合公平合理、等价有偿、趋利避害的市场交易原则，以“借”为名变相受贿显然并非如此。

东阳市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室副主任卢欣欣表示，提高对此类案件的甄别判断能力，要精准把握取证要点，不仅要查清双方往来关系、公职人员有无利用职务便利为对方谋利，还要注意借款方是否具备还款能力、是否有真实还款意愿、是否有实际用途及出借方是否有请托事项、是否有催款行为等。

系统纠治，扎紧长效治理“铁篱笆”

为有效防治以“借”为名变相受贿行为，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多管齐下，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进行系统纠治。

开展专项行动，深挖问题线索。近年来，江苏省句容市纪委监委开展“清风助企”专项监督，针对以“借”为名变相受贿行为，建立“四查四看”工作机制，即查借贷基础看是否有利益关联、查资金流向看是否用于生产经营、查利率水平看是否明显异常、查履约情况看是否故意拖欠，提升对相关问题的识别能力。

搭建监督网络，斩断利益输送链条。河南省登封市纪委监委借助营商环境“码”上监督平台，对以“借”为名变相受贿等问题线索进行起底排查并严肃处理。安徽省凤阳县纪委监委聚焦权力运行关键环节，紧盯“关键少数”和权力集中、资金密集的重点岗位，畅通监督渠道，深挖问题线索，斩断权钱交易链条。句容市纪委监委加强与组织、审计、金融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信息共享、线索移送等工作机制，在工程项目招投标、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建立“双随机+交叉检查”机制，严查以“借”为名变相受贿。

用好典型案例，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登封市纪委监委拍摄警示教育片《答卷》，召开警示教育大会，组织党员干部旁听庭审，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同时，向案发单位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压实整改责任，督促举一反三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整改存在问题，推动系统治理。陆川县纪委监委坚持以案为鉴，利用黄锐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件等，推动案发单位通过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开展谈心谈话等，扎实推进以案促改促治工作，切实发挥警示震慑作用。

推动建章立制，扎紧长效治理“铁篱笆”。句容市纪委监委制定公职人员参与民间借贷行为负面清单，明确禁止向管理和服务对象无息借款、高息放贷等6类行为，细化“借款时间超过合理期限”“无实际用途且拒不归还”等10项违纪违法认定标准。山东省乐陵市细化权责清单，严查以“借”为名变相受贿，同时对项目审批、资金分配、招投标等关键岗位实行定期轮岗，防止任职时间过长形成关系网、利益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