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召开，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约340名代表出席会议，中国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获得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举办、参加而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与的大型国际会议。

今天，重温这段历史，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万隆精神。

“不是来吵架的”

1955年4月18日下午伊拉克代表贾马利的发言后，会场上的气氛便紧张起来，许多人担心亚非会议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而坐在会场上的周恩来却安之若素，即便听到对中国的无理攻击也不动声色。

19日中午，面对越来越高的反共声浪，原本不打算发言的周恩来决定，要在下午的会上做一个补充发言。

翻译浦寿昌回忆说：“总理在会场上就起草了一个两千字的详细提纲。上午散会后，总理回到别墅就对我说：浦寿昌你字写得快，我口授补充发言，你给我记下来。于是总理根据提纲口述，我笔录，他说一句我就记一句。虽然乔冠华、廖承志当时都站在旁边，但是没有插手的余地。考虑到要赶快翻译出来，我就用比较小的纸记录，我写完一张，就撕给翻译一张，让翻译抓紧时间翻。等到我们搞完，赶紧吃了午饭，下午的会议就快开始了。”

仅仅用了一个半小时，一篇洋洋洒洒2500多字的发言稿就写成了。浦寿昌感叹：“不仅内容好极了，而且文字也好极了。”

19日下午，万隆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一场大雨倾盆而下。在场的美国记者鲍大可在报道中写道：“会议厅屋顶有一处漏雨，水顺着流下来掉在中国代表团座位旁边的桌子上，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噩兆，殊不知噩兆无灵，结果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一袭灰布中山装的周恩来走上讲台，开腔第一句：“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声震四座，使得刚刚还剑拔弩张的会场气氛，陡然一变。

周恩来接着说：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随后，周恩来谈到意识形态、宗教和颠覆活动三个具体问题。他说，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关于宗教信仰问题，他坦言：“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不仅有700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

对于双重国籍问题和傣族自治区问题，周恩来说：

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又有人说，在中国境内有傣族自治区威胁了别人。中国境内有四千多万的几十种少数民族，其中傣族和相同系统的壮族将近千万人。他们既然存在，我们就必须给他们自治权利。好像缅甸有掸族自治邦一样，在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他们的自治区。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实行自治权利，如何能说威胁邻邦呢?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准备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而现在的颠覆活动都是针对中国，不是中国干的。最后他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一席话过后，会场上楼上楼下、来宾席、记者席同时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印度总理尼赫鲁情不自禁地走上讲坛，拥抱周恩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就连刚刚含沙射影地针对中国的菲律宾代表罗慕洛也表示：“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

美国记者鲍大可在文章中提到周恩来的演说时，评价道：“他的发言是前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

一波甫平一波又起

周恩来的演讲虽然受到了各方的一致好评，但在随后几天的闭门会议中，破坏和平的逆流并未就此平息。

4月21日上午，就在各国代表团会议进行中，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突然离开会场。11时，他在下榻的别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这位几个月前还说“不知台湾在哪里”的总理，此时俨然成了一个台湾问题专家，大谈特谈起台湾问题来。

他说：“台湾为何要属于任何政府？它为什么不应该属于台湾人他们自己……我认为符合我们反对殖民主义的惟一看法是台湾应该属于台湾人，并且作为我们中的一个独立国家。”

其实，科特拉瓦拉早就憋着在亚非会议上抛出台湾问题了。就在会议开幕的前一天，他便想请泰国、菲律宾、中国和锡兰的代表团团长一起午餐，专门谈台湾海峡的局势。可当时，有人还没有到万隆，有人刚到正在忙着收拾行李，谁也没工夫赴他的约。因此，这顿午餐只好推迟。会议开始后，代表们的日程安排得更加紧张，科特拉瓦拉的牛排似乎永远也吃不成了。21日中午，不甘寂寞的科特拉瓦拉索性自己找来记者，发表了这番荒谬的演说。

在记者招待会上，科特拉瓦拉还把矛头直指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科特拉瓦拉的演说像一记哑炮，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可他不死心。当天下午六点半，就在会议行将结束时，他又抛出所谓“新形式的殖民主义”的论调，指责“共产主义”就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苏联及其在中东欧的“卫星国”就是例证。

科特拉瓦拉此言一出，会场一片哗然。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回忆，起初科特拉瓦拉先给他递了一张纸条，要求发言谈谈殖民主义问题。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当然不能阻止，可科特拉瓦拉上台后却高着嗓门把矛头直指共产党国家。“在这之前，代表团团长们在发言中谈到这个问题时都比较克制，使用的是外交语言。”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写道。

对于科特拉瓦拉的演说，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非常担忧，怕会议因此而产生骚乱，并最终失败。此时，周恩来也很气愤，但他并没有当场反驳科特拉瓦拉，而是要求在第二天的会议上给他答辩的机会。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记得，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对他说，锡兰总理讲话的意图还不清楚。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建议周恩来直接问科特拉瓦拉。当周恩来通过翻译询问科特拉瓦拉此番用意时，他答道：“我的讲话并没有其他的用意，只是想说出我的心里话！同时，我也不提出什么动议或决议。”

听了科特拉瓦拉的回答，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松了一口气。为了表示善意，科特拉瓦拉还跟周恩来握了手，说：“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不是吗？”

虽然科特拉瓦拉主动跟周恩来握了手，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与会代表都明白，对抗还是和解，完全取决于周恩来第二天的发言。

第二天，周恩来又一次展现了他大外交家的风采。他语气和缓地说，没有必要在会议上讨论意识形态问题，如果有人愿意讨论，他随时愿意在会外与他交换意见。

他接着说：“东欧国家的人民已经按自己的愿望选择了自己的国家制度。人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这是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提出一种新定义或进行辩论，都将无助于这个会议。我们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在会上，互相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不是进行辩论，因为那样做将不可能对此问题有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愿望。”

这时，印度总理尼赫鲁也站出来支持周恩来。他说，坦率地把分歧公开说出来并不是坏事，但东欧国家不能作为讨论的对象。“我们不能在冷战中站在任何一方，而是应当把我们的分量加到维护和平上去。”

周恩来巧妙地把偏离的会议方向重新引回维护和平的轨道上来。不过，台湾问题显然还是与会各国非常关心的话题。此时，美国第七舰队陈兵台湾海峡，中国又明确表示不放弃武力解放台湾问题的权利。东南亚国家都担心，台湾问题一旦激化，战火重起，首先吃“瓜落儿”的就会是他们这些周边国家。

4月23日中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设宴邀请周恩来、尼赫鲁、科特拉瓦拉、吴努等八国总理。席间，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与周恩来谈起台湾问题。周恩来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需要别国干预。因为美国的干涉，台湾地区随时有爆发国际战争的可能。周恩来说：“中国政府认为，中美两国政府应该坐下来进行谈判，以缓和现在存在于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一听周恩来表示愿意坐下来跟美国谈判，非常高兴。当即询问能否公开发表声明，让美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态度。周恩来欣然同意。当晚，周恩来向《独立报》和《观察家报》发表声明：

中国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周恩来和缓的态度赢得了赞誉，就连一开始对社会主义阵营抱谨慎态度的巴基斯坦总理阿里都赞扬周恩来为人真诚，心地善良。

场外风云

周恩来不但随时影响着会场内的方向，在会场外也同样施展着高超的外交才能。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在场外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活动，就是与印尼外长签署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中国人无论在海外定居多少年，繁衍多少代，只要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就当然享有中国国籍。1909年清政府首次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中，也沿用的是这套血统思维。条例规定，只要父亲是中国人，无论是否在中国出生，都属中国国籍。因此，侨居海外的华侨全都拥有中国国籍。

而按照1910年荷兰殖民者颁布的《荷属东印度籍民条例》规定，凡生于荷属东印度（印尼独立之前的称呼）的人都享有荷兰国籍。这样一来，出生在印尼的华侨子女便有了双重国籍。这一情况普遍存在于东南亚各国。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初，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有一两千万之众，其中绝大部分在东南亚各国，仅印尼就有300多万华侨。

二战前，东南亚各国大多是殖民地，再加上多年兵荒马乱，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还没那么突出。可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怎样处理拥有双重国籍的几百万华侨的法律地位，成为各国关心的问题。

华侨们有自己的社团，自己的店铺，自己的学校，固守着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还有中国的国籍。包括印尼在内的许多东南亚国家都认为，华侨对于他们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冷战思维下的西方，也经常用华侨来离间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当时有的报刊公然说：“华侨是中国对东南亚抱有帝国主义企图的实证”、“华侨是潜在的北京第五纵队”。封闭爱国华侨的报馆、社团和学校的现象，也屡有发生。反华、排华运动严重威胁着海外华侨的正常生活和人身安全。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1955年4月，经过5个多月的谈判，《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终于成形。周恩来决定在万隆会议期间与印尼举行签字仪式，同时，也给其他同样有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东南亚国家吃一颗定心丸。1955年4月22日清晨8时，周恩来以中国外长的身份与印尼外长苏纳约举行了签字仪式。

解决双重国籍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尊重当事人本人意愿，自愿选择是保留中国国籍还是保留所在国国籍。知道中国人自古乡土观念重，为了打开华侨们的心结，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特意让黄镇把印尼的侨领召集到大使馆，亲自向他们说明双重国籍问题。他说：

有些侨胞可能会担心，选择了印度尼西亚国籍，华侨就看不起他了，说他忘掉祖国了。不，不应该采取那样的态度。我们应该采取赞助和友好的态度。选择了别的国籍，朋友仍然是朋友，兄弟仍然是兄弟。我们这两个国家可以说是亲戚的国家嘛！哥哥是印度尼西亚国籍，弟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可以嘛，有什么不可以呀？有些人说，这样一家子分成了两个国籍，也不能来玩了。玩还是可以来玩，当朋友来玩。华侨总会，绍兴会馆，厦门、福建会馆，你可以作为印度尼西亚朋友，作为亲戚来玩。

周恩来真挚的讲话驱散了华侨们的顾虑，也消除了许多东南亚国家的疑虑。他们再一次看到中国是真心诚意奉行“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的。

和平宣言

1955年4月24日下午，亚非会议闭幕式就要举行了。进行了四五天的不公开会谈，能否拿出一个公报？各国记者都聚集在独立大厦等待消息。此时，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心里却没有底。

尽管周恩来以自己的坦诚与冷静化解了锡兰总理的发言，但亲西方的政治集团还不死心，还是死揪住反共的论调不放。面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土耳其代表更表示不懂“共处”究竟包含什么内容。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4年中印谈判时，由周恩来最早提出的。这一原则刚一提出就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强烈支持。在签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时，尼赫鲁特意叮嘱要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在协议中。在尼赫鲁看来，不论站在何种立场，都没有理由反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万隆会议以来，这个本该是最广泛共识的原则，却屡屡遭到曲解和质疑。

听到土耳其代表的发言，尼赫鲁终于爆发了，他顾不上使用外交辞令，走上台慷慨激昂地说，印度人既不同共产党站在一边，也不同非共产党国家站在一边。我认为应当有一个“不结盟”的地区。亚非国家让自己成为任何一方的追随者，都是不能容忍的屈辱。

听了这话，参加西方同盟的国家立刻坐不住了。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跳起来说，巴基斯坦是个主权国家，没有责任向任何国家解释自己的行为。

一派支持尼赫鲁的“不结盟”中立政策，和共产主义和平共处，另一派则主张同西方结盟，反对共产主义。两大阵营剑拔弩张，本以团结为目的的大会，眼看就要成了冷战的前线。

就在两派争得不可开交之际，周恩来又一次登上了讲台。美国记者鲍大可评论道：“他那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大部分时间内控制自己，当他的神经稍受刺激之后，就以明星般的姿态上场。”

周恩来心平气和地说，这次会议既然是讨论世界和平与合作的问题，就应该撇开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人不喜欢“和平共处”这个词儿，说是共产党的词儿，那么，我们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

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他说，如果有人反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措辞和数目，那么，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和平。”

接着，他把各国代表都能够接受的共同点，归纳成七项原则，并采纳日本代表的建议命名为《和平宣言》。

鲍大可写道：“周恩来再次给会议带来了高潮，就像他先前在公开会议上所做的那样。”他表现得“既有灵活性，又不教条主义，以此来对与会代表发挥最大限度的个人影响。在这方面他干得十分成功。”

许多曾经对中国抱有成见的代表也感叹道：“他与莫洛托夫（苏联外长）完全不同，这一定是因为他的国家不但是共产党国家，也是孔子的国家。”

4月24日下午5时，亚非会议关于经济与文化的文件草案都已完成，只有政治委员会的文件起草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闭幕式的时间一拖再拖。人们都在议论，万隆会议能否在政治方面达成共识，形成公报。

下午6时15分，“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亚非会议十项原则终于出炉了。“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过问或干涉他国内政”……这些条款虽然在措辞上有些许出入，但其实质都脱胎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全程采访了万隆会议的美国记者鲍大可后来感叹道：“亚非会议上发生的一切事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共产党中国登上了历史舞台。”

万隆会议使更多亚非国家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一扇窗。

1955年8月1日,尼泊尔与中国建交。1956年5月30日，埃及与中国建交。1957年2月7日，斯里兰卡与中国建交。1958年7月19日，柬埔寨与中国建交。1958年8月25日，伊拉克与中国建交。1958年12月20日，阿尔及利亚与中国建交……

万隆会议后的短短几年内，刚刚取得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而中国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至今成为国家间交往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