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高欣月
宋泽夫原名殿康,后改名润,字泽夫,1872年生于江苏盐城。1942年12月他被敌伪逮捕迫害,脱险后伤病交加,医治无效,不幸去世。1990年,他被江苏省人民政府评定为革命烈士。宋泽夫是忠贞不渝的爱国民主人士,苏北盐阜地区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目睹反动统治的腐败、人民群众的疾苦,以一般人要说而说不出、要说而不敢说的辛辣文字,无情抨击敌人。其文振聋发聩,其人忧国忧民。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更以“笔剑墨枪”发表了大量明讥暗讽的言论,斥责日本侵略者残酷暴行、国民党不抵抗行径,被陈毅誉为“苏北的鲁迅”。
兴办地方教育 宣扬进步思想
宋泽夫自幼聪慧好学,才智过人,1895年,他赴淮安乡试,考中秀才,后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维新思潮的影响下,遂放弃科举仕途,转而考入南京宁属师范研究新学。毕业后,他怀着革新之志,回到家乡,矢志兴学,希望可以通过教育培养人才,唤醒民众,推进社会革新。宋村是苏北盐城的一个小村庄,交通不便、风气闭塞,农民不懂受教育的重要性。宋泽夫不避艰险,力排众议,将宋村慈母寺改为校舍,创办小学。此后,他又变卖宋氏祠产,向乡绅富户募捐,集资办学,于1924年创办私立亭湖初级中学,1938年又增设高中。至此,宋村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机构臻于完备,为当地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宋泽夫痛恶守旧,崇尚革新,大力宣扬民主科学。他经常向学生讲授《新青年》刊登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大力提倡白话文,主张男女同校同学,坚决反对复古和奴化,反对封建礼教,反对一切迷信活动和落后行为。宋泽夫亲自撰写通俗易懂的《戒烟歌》《戒赌歌》等发放给乡民和学生。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在他的诗文中随处可见,在《迷信之祸》中,宋泽夫借盐城怡明戏院因“祭台”失火,观众恐慌导致踩踏惨死5人的事件,直抒胸臆:“要是迷信不除,民智永远不开,所死者何止千万人之心!”他用或诙谐或直白的话语表达了对封建礼教的深恶痛绝,充满革新社会风气之意,启发人们解放思想,移风易俗。
反对专制擅权 提倡政治民主
辛亥革命后,虽然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倒台了,但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中国的政治依旧黑暗专制,经济更加衰退萧条,文化依然封建落后,百姓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1913年,袁世凯企图恢复封建帝制,暗杀宋教仁(号渔父),宋泽夫闻后激愤不已,召开追悼大会,并以“杀不尽宋渔父,忙坏了曹阿瞒”挽联悼念宋教仁,控诉袁世凯窃国擅权的罪恶行径。此后,宋泽夫遭反动当局通缉,被迫逃离盐城。逃亡到南通后,他仍不忘规劝所驻镇守使管继青协助蔡锷倒袁,支持二次革命。1924年后,国民党改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宋泽夫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寄予了很大的热情和希望。孙中山逝世以后,他在追悼大会上写了这样一副挽联:“渔父在天,忽逢知己,列宁死后,几见斯人?”表达了鲜明的政治立场。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篡权,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日寇趁机占领东北,中国再次满地干戈,人民的生活更加水深火热。宋泽夫秉性刚直、不畏权贵,对国民党反动政权口诛笔伐,坚持与黑暗势力斗争。在《国丧》一文中,他分析道:现在的中国,政治方面,黑暗如故;经济方面,恐慌更甚;思想行动各方面,还是和从前一样。文章最后,他直抒胸臆讽刺“中华民国,除掉这块金字招牌,什么可庆的事情都寻不着”,只好说是“国丧”罢了。对于国民党抛弃“三民主义”建党灵魂,迫害人民的丑恶嘴脸,他在《青天白日哪里去了》一文中,尖锐地指出:“青天白日,弄到旗子上面去了!”“中华民国,除掉这面旗子而外,却从何处再去寻着青天白日。”寥寥几笔,便道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
批判卖国投降 呼吁团结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蒋介石政府却推行卖国投降的政策。眼看山河沦落,宋泽夫心忧如焚,以笔为枪,写作了许多犀利的杂文,锋芒直指妥协投降派。他创办《新公报》,发表文章社论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希望可以借助舆论力量唤醒民众,推动团结抗日救亡。他在《聪明亡国》中运用反语,巧妙地讽刺了蒋介石“北上!抗日!”是“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批判政府同室操戈打内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不亡则已,亡必亡于聪明人”。同年,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在塘沽签订了停战协定,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宋泽夫义愤填膺,在《新公报》上发表《“停战协定”原来就是这样》《默》等文章,尖锐讽刺了所谓“停战协定”的卖国本质。《“停战协定”原来就是这样》一文写道:“总而言之,抵抗行为,一概取消;屈服天职,实地做到;各即各位,谨守卧碑,我们中国,总算不违协规约了吧”“停战是停战了,但系片面的,不是双方的”矛头直指妥协投降派,深刻揭露了停战议和的阴谋,嘲讽国民党政府将大片国土拱手让人的卖国行径。
1936年,宋泽夫写了一篇《补祝蒋委员长五十寿辰》的文章,发给学生做国文教材。用清人讽刺慈禧60寿辰的话来痛斥蒋介石顽固推行“不抵抗”政策、丧权辱国、坑害人民的罪行。1939年,宋泽夫给当时驻防盐城、龙岗等地的国民党税警总团团长陈泰运写了一封信,信中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国民党要员空喊抗战,暗中求和的罪行,要求陈泰运组织群众,积极抗战。当时,宋泽夫的许多文章与言行已经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退缩,越是遭到反动派压迫打击,他越是站在人民与正义的一边,爱国主义精神愈发不可动摇。
拥护中国共产党 支持统一战线
1940年10月,八路军南下,新四军东进盐城,两军于狮子口会师,盐阜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宋泽夫拜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后,当即兴奋地表示:“毛泽东先生主张,我完全拥护。”欣然接受了中共的邀请,参加盐城各界人士座谈会。在会上,他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主张竭诚拥护,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只有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才有军民合作、共同抗日可言。之后,宋泽夫先后出任了盐城参议会参议长、盐阜区参议会副参议长,积极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和对日斗争,为盐阜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日伪军对盐城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扫荡”,秦南仓镇被敌伪占领,离宋泽夫的故乡宋村不远。他不畏强暴,坚守在本村,亲自给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揭发敌伪蹂躏人民的罪行,检举本村汉奸。他还嘱咐家人,“我被俘,不赎票;我遇难,不收尸”,表现了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正气。1942年3月,宋泽夫不幸被捕,面对日伪军的威逼利诱,他怒斥强虏并直言新四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是百姓的救星,坦然声明拥护新四军,信仰中国共产党。他被敌人折磨得死去活来,在生与死的抉择间,他再三强调:“杀头现成,改口不能”。1942年5月,在多方营救下,宋泽夫终于逃离虎口,回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在病中撰成《被俘记》,重新整理《呆子吟》,揭露日伪军的无耻行径,弘扬民族正气。在休养期间,他仍反复叮嘱家人朋友:“一句话,跟共产党走,我至死不渝。”这既是他对亲朋好友的谆谆教导,也是他跋涉人生漫漫长路后得出的经验总结。
1942年12月10日,宋泽夫因病去世。他的一生正如中共盐城县委为他书写的挽联一样:“敢说敢言,敢怒敢骂,嫉恶如仇,临终犹高呼杀敌;有气有节,有爱有憎,刚毅可风,遇难竞不屈寇庭。”斯人已逝,风骨犹存。直到今天,他的爱国情怀仍激励着盐阜儿女砥砺前行。
(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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