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郑睿智

　　2024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领域呈现出诸多引人注目的热点趋势。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为研究工作注入了新活力，多学科领域的深度融通拓展了研究视野。学界愈发重视对人的主体性的挖掘，深入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聚焦物品背后的社会史内涵，探寻社会网络体系与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同时高度注重近代调查资料在研究中的运用。

　　新技术嵌入社会史研究及与多领域的融通

　　近年来，量化史学、数字人文、GIS、AI等新技术与史学的碰撞与交融，为近代社会史研究带来突破。《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4、5期策划了“大数据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专栏，推动大数据与历史研究的结合。梁晨《1909—1944年清华留美学生职业状况量化研究》通过数据量化，讨论清华留美学生归国后的职业变化与行业转换以及求职中的人际因素。侯的、王哲《近代中国邮政网络与信息可达性(1907—1936)》认为近代中国邮政网络的发展显著提高了信息传播效率并重塑全国信息可达性空间结构，从而推动经济发展。陈俊、康文林《清后期中下层武官的满汉比例与出身构成》认为，清后期旗人武官比例下降与汉人武官比例上升，加速了清廷军事衰败。

　　科学技术带来便捷的同时，学界开始反思史学研究对新技术方法的运用。王康《量化历史研究是否意味着人的消失》认为，量化历史研究需兼采文本分析与量化方法的优长，充分展现人的生命样态与历史发展脉络。王涛《生成式人工智能之于历史研究的机遇与挑战》认为，历史学家应善用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工具，但应保持批判性思维和人文主义价值观，实现人机协同。缪德刚《数字化时代的历史数据使用问题——以中国近代“国民所得”人口数据为例》认为，数字化时代合理运用历史数据对深化社会历史分析和学术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但需注意历史数据的复杂性和局限性。

　　近代社会史研究与政治史、党史、抗战史等领域的融通也在加速。

　　抗战时期的社会变迁研究取得新成果。罗衍军《山东根据地乡村社会变迁研究（1937-1945）》一书，考察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根据地实行的经济政治文化举措及其对乡民思想行为的塑造，对乡村社会秩序的整合。刘俊凤《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社会生活研究》一书，考察抗战时期西北地区民众的社会生活样态，并分析背后的国家政策与外来力量影响因素。陈非儿《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侨生救济与中英关系》讨论中英双方围绕救济权的争夺，反映中英新约签署前后治外法权问题变化，侨生作为侨民、难民和学生的跨越经历及其在战时中英关系中的能动性。

　　政治与社会生活相结合方面，李俊领《“文治”困境：徐世昌与民国初年的祀孔典礼》指出，民初祀孔典礼只是流于形式，并未真正回应中国社会对于推动民主共和体制与改善民生的政治经济诉求。刘灿《王产国有：民国时期奉天王庄清丈与逊清宗室社会生活变迁》认为，逊清宗室以主动响应、被动顺势、拖延拒丈等不同方式因应清丈的背后，体现出“王朝”向“民国”鼎革年代，从“皇族”到“公民”社会身份转换之时当事人所历之阵痛与新生。李里《革命与家庭：白区党员家庭关系的变动与延续(1927—1935)》剖析大革命失败后白区党组织对党员家庭关系在政策理念中的限制和在工作实践中的运用以及家庭的自我调适。

　　社会史研究与其他领域融通高歌猛进的同时，在学科建设中是否需要保持自身独特性，这恐怕是未来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聚焦人的主体性及人与自然的互动

　　2024年的近代社会史研究更加关注人的主体性，分析个人、群体的抉择与感受。

　　黄道炫《死——近人日记中的死亡经验》揭示了在周遭亲友亡故或自身面临死亡情境下个体复杂而隐秘的精神世界以及政治对死亡意义的塑造。他在《近代中国人的洗浴史》一文讨论了澡堂作为社交和政治化场所的功能。王丽媛《故都学子：北平城市空间与大学场域中的学术群体（1928-1937）》一书，探讨北平城市空间和大学场域中学术群体的生活、都市体验、学习、社会实践等。刘一皋《抗战胜利后北平地区学生运动行为研究（1945—1949）》一书，聚焦抗战胜利后北平地区学生在民主、爱国及自身利益诸面向下的集体运动，分析运动下学生的心境。米惠华、张生《美国舆论视野下的中国海员形象研究(1882—1931)》考察美国媒体对中国海员形象从“廉价劳工”到“罢工伙伴”和革命者的转变，该转变与美国经济政治考量、中国海员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国际工人运动相互支持密切相关。

　　人与自然问题是近年来社会史研究的热点。学者注意到人类发挥能动性对自然进行改造，又受制于自然，甚至造成新的生态危机。耿金《民国时期云南思普沿边荒地开发与生态制约》认为，近代云南思普沿边荒地受到瘴疠等生态条件制约，尽管政府采取树木引种、移民垦殖等举措但未能实现预期农业垦殖目标。张永帅《时局所迫与环境限制：近代云南木棉推广研究(1918—1949)》认为，近代云南木棉推广的失败源于木棉对当地环境的适应性局限及系统性管理缺陷。曾桂林《筑堤成垸：近代洞庭湖区的围垦、聚落与环境——以南洲地区为中心》认为，近代洞庭湖区南洲地区堤垸不仅是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和居民生活空间，还塑造了当地聚落景观，然而大规模围垦和堤垸建设也导致生态失衡和水患频发，形成开发与生态危机的两难困境。

　　为解决自然环境方面的问题，不同机构、人群之间时常出现纠纷与博弈。王大学《禁阻苏州河上租界垃圾船：近代上海环境问题中的社会与外事》认为，中外因苏州河租界垃圾船倾倒垃圾与疏浚河道产生纠纷，反映了半殖民地语境下的复杂权力博弈与社会抗争。马俊亚《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的生态衰变与治理困境》认为，民国淮河流域的生态衰变治理面临资金短缺和法治缺失的双重困境，导致生态修复成果被权势者掠夺。李义琼、何亲青《制度在村：晚清浙东堰类水利户的登记与水权的基层运作》认为，晚清浙东水权基层运作中不仅受官府控制，宗族和水利组织也发挥重要作用。

　　物的社会史及近代社会的网络建构与变动

　　2024年近代社会史研究领域对“物”的社会史研究别出心裁，从具体之物考察社会运作、饮食安全等。

　　以物为线索切入，见微知著，考察社会的运作。李中庆《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桐油统制的展开》指出，国民政府试图通过渐进渗透与官商协作实现桐油统制，因国内外利益冲突和执行乏力而成效有限。范铁权《真假白兰地：洋酒入华与民国上海华洋品牌之争》认为，民国时期上海真假白兰地酒的博弈，反映出洋酒商利益至上的宗旨，也折射出国人试图抵制洋货、发展民族酒业的努力。刘新龙、刘秋根《清代民国西北枸杞市场与贸易研究》指出，西北枸杞作为陕甘宁大宗特产，其市场体系是传统市场内生动力与外向型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西北区域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指征。任吉东《从交通工具到“政治工具”：晚清电车与天津城市社会》从承办权博弈、路线建设与民众抵制、事故安全等方面考察，认为电车成为殖民列强权力博弈、社会矛盾激化及民族主义抗争的政治工具。李沛霖《汽车与上海城市客运研究（1901-1949）》一书以汽车在上海的引入、发展及其对城市客运体系的影响，探讨其如何重塑城市空间、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

　　从具体食品探讨饮食行业安全。刘赵昆、余新忠《卫生意识与近代中国食品市场的规范化塑造——以近代天津市汽水业为例》分析汽水业在卫生意识普及和细菌理论影响下，通过工业化生产、政府立法规范及科学检验机制，推动食品市场从传统向现代卫生标准化转型。周石峰《食品安全、行业竞争与政府治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化学酱油之纠葛》通过化学酱油与传统酱园业纠葛，揭示食品安全、行业竞争与政府治理间的复杂利益博弈。

　　“网络”的钩织清晰地呈现出社会的复杂面相与层次。2024年，探讨空间、人际、文化、通讯等方面的网络建构新作频出。

　　空间网络的建构深化对社会治理的理解。段文艳《近代华北乡村的民间信仰及其空间体系研究》一书，从家族、村落、庙会等空间层次，分析华北乡民信仰习俗中的时空观念，探讨民间信仰的空间本质与体系问题。李茜烨《抗战·古迹：北平沦陷时期的空间对抗与记忆》揭示了北平沦陷时期日伪扭曲北平时空行为下，城市名胜古迹的物质空间对侵略者的反抗和无法被割裂的民族认同感。

　　人际组织与文化网络方面，王笛《“开山令”——袍哥起源的传说、神话和历史》认为，袍哥组织建立了一整套话语体系，把自己与历史的某些传说、神话和历史联系在一起。这些创造帮助了他们的组织发展，而且把他们凝聚起来，与国家权力进行搏斗。韩茂莉《近代乡民的活动圈层与行为边际》分析了传统农业社会村民空间活动规律，乡民以集市客源区为核心形成独立社交空间，其社会活动局限在“十里八村”范围，呈现自给自足与地域封闭性。

　　在期刊广告运作、电报传递、电码纸本、无线电台等通讯网络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学者亦思考如何将概念、谣言、舆论等的考察嵌入近代社会变迁的大脉络中，以推进解决社会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

　　区域与整体的研究如何关联与互动，是历来社会史学界学者们不断反思与探讨的话题。在研究区域史时，注意区域在国家网络中的位置。张信《全球变化与镇江——近代中国的战争、商业与技术》；邱澎生《苏州商人团体与清代社会变迁》；张笑川《流动的苏州（1912-1937）：近代的城与人》等著作，分别从全球、国家与区域社会互动的视野，研究具体地域或群体。

　　文明交流互鉴与社会变迁及社会调查史料的研究

　　新思潮激荡下文明交流互鉴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成果丰硕。赵晓阳《基督宗教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一书，考察近代基督教传入中国乡村社会引起的社会变迁与近代转型的种种现象和历程。张翼《19世纪中叶英国驻华领事的日常生活》分析英国驻华领事馆人员的薪资、职责与地位，生活成本，以及由此反映的中英关系。赵妍杰《采欧风与存国粹：上海家庭日新会的组建、活动与衰落》探讨民国上海中流阶层如何回应家庭革命的时代呼声，如何在欧化与国粹间采取稳健方式革新家庭。潘若天《“私恩”“权利”与“夹棍”：近代中国对养老金的认知变迁与现代性反省》探讨近代国人对养老金制的认知变迁，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秩序的反省。

　　中国本土文化在近代如何与西潮冲突、交流与融合，又是如何坚守、鼎新与成长亦有研究成果。王传超《从本草到中药：中国传统本草知识的近代转型》一书，探讨中国传统本草知识在近代如何受西方科学、医学及社会变革影响而转型。张仲民《“科举”余绪：清末最后的“杂试”与“朝考”》认为，科举废除后其功能与影响仍有余绪延续，反映朝野对科举的迷恋和新旧教育体制的冲突。

　　近代，中外机构和个人在中国展开社会调查与田野调查，积累了一批丰富的近代中国调查史料。这类资料逐渐运用到史学研究中，深化了社会史等领域的探讨。近年多项近代中国调查史料整理与研究方面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被批准立项。2024年有关近代社会调查方面的文章颇具代表性。

　　王志通《抗战时期西部边疆林木资源调查与开发利用》认为，林木资源的开发对抗战胜利有支撑作用，也暴露出战时经济的短视性与边疆治理的复杂性。林展《近代乡村土地、收入与消费不平等的综合考察——以满铁调查为例》认为近代乡村不平等的基础性因素是地权集中，而收入与消费不平等受市场机制、家庭规模及外部冲击的调节。王飞《燃料短缺与应对：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煤业调查与政策制定》分析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燃料短缺，中共开展煤业调查并制定政策以及这些举措的深远影响。程露《晚清来华西医对汉口的疾病调查(1864-1874)——以医院年报、海关医报为中心》认为，晚清来汉西医的疾病调查中殖民医学视角与地方性认知交织。

　　基于近代社会调查与田野调查史料的研究，需要研究者突破这类史料的视野局限，探讨更为深刻的议题。

　　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反思

　　赵世瑜《何以城市：作为城市研究的中国城市史》认为，中国城市史研究应以时间性和人的城市体验为中心，以动态的历史过程分析城市在不同人群的互动以及生活经验的形成与演变。王利华《范式转换和领域开拓——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蠡见》认为，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范式转换与领域拓展应将自然环境因素纳入历史分析，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通过生态学视角重新审视革命史和现代化进程。

　　唐仕春《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新进展》认为，一些旧有研究领域极盛而衰，或者发生研究转向，从社会生活史发展出日常生活史，城市史中空间变迁研究得到加强；新领域如近代的医疗卫生、环境、社会治理研究崛起；社会文化史研究，社会史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区域社会史研究获得发展。

　　自1986年社会史研究复兴以来，至2024年已接近四十年。四十年间，学界已经接受了社会史的视野，从上层政治史、精英的历史，转向眼光向下，关注民众的历史。学界已经注意到，社会史研究越来越细化，却时常难以勾勒社会的整体图景。其实，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逐渐浮现，即目前社会史复兴的一些初衷已基本实现，可是面对其他学科、其他领域，那么未来社会史在学科上的优势何在。因此，社会史研究复兴四十年，亟待再度扬帆起航，对社会史学科本身进行反思：既要探索社会史学科作为整体在学术上的引领作用，又要回应当代社会对历史解释的深层需求。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