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朱海就

目前，两个大国似乎走上以逼迫的方式，促使对方让步的道路上去，这有可能产生加剧贸易冲突的风险。显然，双方走向和平与合作之路，而不是升级这种冲突，才是普通大众的福音。但是，要消除这种冲突，我们必须了解产生这种冲突的原因。

贸易战或热战，根源是经济的原则屈从于政治利益，而实际上经济原则是普遍原则，是不能被牺牲掉的。自由贸易，是指这一原则的优先性，它不只是指贸易发生的那一刻的自由交换，而是指个体行动的普遍自由，比如产权的保护，权力的约束，没有谁拥有特权等等。无论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都应该遵循这一原则，退出对经济的干预。

经济民族主义是政治高于经济原则的表现，它认为存在着独立于个体利益的“国家利益”。它把整个国家视为一个经济单位，而没有看到经济活动，包括贸易是个体的，发生于个体之间。不同的、追求改善自己境况的个体，他们相互之间的利益是相互促进的。但是，经济民族主义否定了这一基本事实，它把“我们”理解为“国家”，把“我们的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而事实上，“我们”应该被理解为普遍的个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的利益是普遍个体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

进而言之，经济民族主义把不同国民的不同利益，简化为单个主体（国家）的利益，认为可以用政治手段去保护或促进“国家利益”，促进了国家利益，就是促进了国民的利益。殊不知，不同国民利益的促进，在于分工合作的实现与扩展，也就是“经济原则”的实践，政治的作用在于保护或促进分工合作的实现，而不是阻碍它。当政治服从于经济原则时，这样的政治是良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或恶性的政治，是把不同个体的利益偷换成“整体利益”。而整体利益是虚幻的，被政治手段保护的“整体利益”，是特权利益。为维护特权利益，所采取的垄断或对干预市场的措施，也即“经济的政治化”，是对个体自由的否定，也是各种冲突，包括贸易冲突的根源。

关于经济民族主义，米塞斯说，“在经济领域苦斗的国家之间，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安全的。经济民族主义分裂了热爱和平的国家。如果联合国不能成功地清除经济民族主义，战后的局面就不会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状况有什么两样。” 经济民族主义也是持久和平与合作的主要障碍。他似乎有先见之明地指出，“如果拉美和欧洲人民遭受美国外贸政策之苦，这两个洲的民主国家怎能与美国达成密切的政治合作？” 他也警告，若纵容经济民族主义，那么“第三次更为可怕的战争也就无可避免了。”

关税，正是经济政治化或经济民族主义的具体体现，因为它不仅是政府收取“买路钱”的手段，也成为保护主义的手段，比如它被用于经济安全，振兴制造业，保护本国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如国有部门）的目的等等。当“经济”不再被视为个体行动概念，而是被视为一个整体概念，即被视为政治的一部分或服务于政治目的的手段时，各种干预措施，如“关税”就会堂而皇之地登台。比如，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本身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具有浓厚的经济民族主义的色彩，它很容易成为干预经济（比如施加关税）的借口。当Maga是经济去政治化的自然而然的结果时，它才有“正当性”。

我们把“自由贸易”理解为“经济的去政治化”。由于目前不同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经济的政治化”，因此自由贸易其实还没有充分实现，这构成贸易冲突的原因。如前所述，自由贸易本身是“合作性的”，它不会产生冲突，使冲突得以发生的，是经济的政治化，因为经济政治化是“干预主义”，是对自由贸易的破坏。

因此，无论哪个国家，都应该主动地实现经济的去政治化，来降低贸易冲突加剧的风险，这不以其他国家是否采取同样做法为前提条件。任何一个国家，在贸易冲突面前主动降低关税，消除其他各种不合理的管制措施，实现更大程度的开放，这不是一种屈服或屈辱，而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勇气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