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3月17号恒基地产创始人李兆基去世。差不多同期，包括大公报在内的媒体开始批李超人要把港口卖给贝莱德。两位李先生是同龄人，都出生于1928年。《福布斯》杂志2025年的香港富豪排行榜中，李超人第一，李兆基第二。

心里挺感慨，出差时就随身带上了乔·史塔威尔的《亚洲教父》。我对东南亚巨富的认知，受到这本书很大的影响。2007年这本书刚出版时读到，惊为神作。

这本书研究的是东南亚6个地区的巨富。这6个地区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和中国香港。1996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排名，前25人中有8名东南亚商人，前50名中有13名。当时这个地区没有一家非国有公司进入世界500强，但在世界最富有的24人中却占了三分之一。

史塔威尔把这些巨富称为“教父”，一方面是因为这群大亨带有的神话性和传奇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反映“传动的家长式作风、男性权力、冷漠高傲和神秘性”。

1.

这本书的主题部分名叫“成为教父”，揭示的其实是这些东南亚巨富们身上的共同特点。这些共同点造就了巨富。

第一个特点是适应性。这意味着这些巨富们往往都是变色龙式的人物，他们能在自己原本的身份、所在地区以及西方世界之间游刃有余。

比如像郭鹤年、李超人等超级巨富，基本都是世界主义者，但同时他们又都很强调自己的华人身份。再比如霍英东，接受的是英国教育，又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这种强适应的另一面是他们身上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感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他们对身份和title的迷恋。何鸿燊坚持下属任何时候都称他为何博士。霍英东在世时一定要人称他为霍博士。

比如他们的信仰和迷信。新鸿基的郭炳江和郭炳添、恒隆的陈启宗、马来西亚联合工业集团的邱继炳、力宝集团的李氏家族等都是基督教信徒。印尼大亨谢建隆的长子谢重生说：“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很不确定。那么应该相信谁呢？”

比如他们的隐秘性。1991年郭鹤年写信给《远东经济评论》拒绝采访，说华人害怕在公共场合露面，也不喜欢与媒体打交道。但是史塔威尔认为，真相是像郭鹤年这样的交易者，“在任何社会都是和隐秘性连在一起的”；“大亨们一直很低调，因为他们无须为赢得市场而竞争，只要赢得特许经营权就可以。”

第二个特点是，这些巨富们都拥有一个可以创造核心现金流的业务。“每一个教父都在寻找非竞争性的核心现金流。”

比如博彩业。香港和马来西亚最富有人的人中有6个是靠博彩垄断权得到的现金流为集团企业扩展提供资金，比如何鸿燊、霍英东，吉隆坡双子塔的建造者克里斯南，云顶集团的林梧桐等。

比如垄断粮食进出口贸易。印尼的林绍良获得了面粉生产的垄断权。郭鹤年是马来西亚的糖王。

比如港口。李超人拥有香港24个停泊港中的14个泊位，从港口获取的现金流支持他度过了艰难岁月，也让他可以投资其他行业。

第三个特点是在管理上。史塔威尔轻蔑地称之为奴隶头目与鬼佬随从。他认为除了像李超人这样确实卓绝的大亨，绝大部分东南亚巨富们对管理贡献甚微。

“教父的企业从事的是获得垄断权，然后降低成本，而不是雇佣最好的人，以便在自由市场上接受挑战。与跨国公司比，他们的管理系统较少、较神秘。最重要的是大老板的意愿。”

第四个特点是，他们普遍拥有能从银行获得资本的机会，在证券市场中也拥有优势。

在香港，包玉刚和李超人都是通过汇丰银行从普通大亨变成了有杰出成就的大亨。

汇丰银行支持包玉刚购置船只，并和包玉刚一起投资创办了三个合资航运投资公司。1979年，包玉刚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船队，成为船王。1980年，汇丰银行支持包玉刚从怡和集团手里收购九龙码头货仓有限公司（九龙仓）的股权。“几年前，华商根本不可能从香港怡和集团那里拿走任何东西。但是在汇丰银行的帮助下，包玉刚做到了。”

汇丰银行主席沈弼（1977—1986任职）在没有竞标的情况下，直接把和记黄埔的控股权卖给李超人。据估计，6.39亿港元的成交价还不到公司净资产的一半。1979年，收购和记黄埔之后，长江实业成为香港仅次于怡和的第二大房地产公司。

在其他地区，大亨们自己创办银行。

2.

《亚洲教父》捅破的第一个神话是，这些东南亚巨富们对于各自经济体的贡献，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大。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事的行业都集中在具有垄断特性的行业。他们并没有用太多努力去开发技术、创造品牌、提高生产效率。因此，“结果就是，大亨们创造了巨大的个人财富，但对促进整体经济增长贡献有限。”

这些经济体的增长，应该归功于从事制造业以及与制造业相关的中小公司。换句话说，是在东南亚工厂里劳作、生产用于出口的产品的工人们，在推动着这些经济体的成长。

“教父更多的是增长的受益者，而非增长的驱动者。衡量标准之一是他们的企业生产业绩一般都比他们操纵的总体经济业绩差…中小型地方企业以及东南亚普通老百姓的辛勤工作和节俭促进了经济发展…因为他们是该地区取得巨大成功的出口经济的核心力量。”

绝大部分教父们都对制造业兴趣寥寥，因为进入制造业意味着竞争激烈。他们的生意更多集中在地产、金融以及其他需要牌照、进入门槛更高的行业。

教父神话的第二个部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通过自己的奋斗白手起家创造了巨大财富。史塔威尔说：这与事实不符。

基本上所有大亨，要不就是本身出身于一个上层家庭，要不就是通过自己的岳父进入到那个世界。

举例而言，李超人娶了自己富有的舅舅的女儿，继承了舅舅家族的香港中南钟表有限公司。新加坡大亨李光前娶的是陈嘉庚的女儿。邵逸夫兄弟是上海纺织业巨头的儿子。李兆基出生在广东顺德一个富有的银行与黄金贸易家庭。霍英东倒确实工薪阶层家庭出身，但他获得了英国政府的奖学金，进入了一个精英学校。

作者还引用历史学家王庚武的话来佐证这一点：“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苦力出身的商贾。”

就是这样。

（转自：李翔李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