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高明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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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调研的有价值信息量有走低趋势

企业调研方法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似乎没有可说的，大家都认为自己很清楚怎么做企业调研，或者各有各的认为可行的调研方法。

但其实并不尽然，尤其在当下社会环境下，相当多的调研者难以从企业调研中获得真实的信息，或者获得一堆儿“正确的废话”，由此得出的调研结论也就难以具有针对性，甚至据此提出错误的建议，有时还会误导政策制定者，一旦这样的政策出台，危害性就比较大了。

企业调研无非两种方法：一是问卷调查；二是现场访谈。但是否能够通过这两种方法取得真实信息呢？这就看问题自身的性质和设计技巧了。

我的企业调研经历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那时企业的顾忌很少，不论是问卷调查还是现场访谈，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有价值的信息含量很高。正因如此，那个时代研究者的很多真知灼见和思想火花，都源于调研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那确实是我们值得怀念的年代。

时代在发展，但我们却发现调研越来越困难了。困难主要不在于我们付出了更多的时间、沟通协调和金钱的成本，而是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尤其是反映问题的信息，越来越难了。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11年和2012年我们连续两年进行的关于中小企业成长力的问卷调查。当时我们接受某协会的委托承担“中国中小企业成长力指数”的研究，我们精心设计好问卷后，由该协会发放并回收问卷，然后由我们进行统计分析并编制指数。但在我们整理问卷和统计分析时发现，对于不同公司，竟然有一模一样的回答，而且数量不少；对于同一家公司，竟然有差距很大的回答。对于前者，难道由同一人“代劳”？但即使同一人“代劳”，为了“障人耳目”，对于不同公司也得有所区别吧；对于后者，尽管可以理解为同一公司不同填写问卷的人员对问题的理解存在差异，但对于其中相当多的客观题，理论上不可能有很大差异的，况且，一家公司只能填写一份，怎么会有几份呢？如果只有一年有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马虎或失误，但两年都存在这种情况，就很不可思议了。显然，问卷填写中协会某些人有应付公事之嫌，或问卷填写人员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当然，这不否认回收问卷中也有不少可信度较高或很高的问卷。这次事件，使我对问卷调查产生了一定的不信任感，尤其对于某些涉及企业和负责人利益的问题，企业或个人处于保护自己的考虑，或者不回答，或者千篇一律回答“是”或“否”，就是必然的选择。自此以后，我使用问卷形式进行企业调研少了很多，除非是完全客观、造假可能性很低的问题，如某些彰显企业成绩的财务数据。

在现场访谈调研中，使我转变调研思路的时间点是2012年。当时我因承担一项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由几位朋友和同学介绍，到几家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调研，调研中我并没有刻意要求采取什么形式，而由企业自己安排相关领导参加，结果出现了两种形式：一是座谈会形式，有多位企业负责人同时参加；二是只有一位企业负责人接受访谈的形式，结果两种访谈形式给我的感觉大相径庭。在座谈会上，冠冕堂皇的话或者政治“正确”的话比较多，而且，职务最高的负责人发言后，其他人也大都是附和性的言辞，能够提供的实质性信息比较少，即使你追问，得到的答案也没有多少新鲜的内容。而在只有一位企业负责人接受访谈的场合，则是另一种情景，谈话比较轻松愉快，顾忌很少。即使有的问题有所顾忌，往往也可以通过换一种方式，比如以探讨问题的语气，而获得可信度很高的回答。

近年来，我进行过多次问卷调研和现场访谈调研，上述感觉愈加强烈：问卷调研结果的有用性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现场座谈会调研的被访者也更加谨小慎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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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获得可信度高的企业调研信息

显然，单人访谈是目前环境下最可靠的调研方式。单人访谈中的被访者尽管也存在某种程度的顾忌或防范心理，但总体上可信性和有用性远高于问卷调研和座谈会调研。要实现单人访谈中信息的可信性和有用性，基于笔者的经验，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的身份很重要，即我们是研究工作者，尤其是大学和无直接行政上级的研究机构的学者或研究者。与有直接行政上级的研究机构相比，大学和无直接行政上级的学者的独立性更强一些，他们不会向特定上级负责，不会受到行政上级的干扰，被访者对他们没有什么顾忌，因此，在调研中获取的能够揭示问题的有用信息就会更多一些。当然，有直接行政上级的学者或研究者调研的方便程度要明显高于大学和无直接行政上级的学者或研究者。另外，官方媒体也会经常进行企业调研，我作为配角参与过多次，这样的调研，可以获得一些凸显企业改革发展成绩的信息，这些信息尽管也是有用的，但问题揭示的很少，甚至完全不谈问题，因为这样的调研是出于宣传之需要。

第二，要说明调研是出于研究需要，揭示问题是为了通过研究解决问题，而不是用于其他目的，要承诺在调研报告中隐去被访者的单位和名字。尽管我们也经常接受一些企业委托进行课题研究，而且调研对象有很多就是委托企业的下属企业，但我们的研究课题绝大部分情况下也是直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所以，访谈中就会少了一些顾虑，多了一份信任，对于访谈问题就会谈的比较透彻，也大大提高了真实性和有用性。

第三，对于企业被访者有所顾虑的问题，可以采取引导或探讨的方式，即访谈者从研究者的角度，基于理论推论或既往企业调研时获取的有益资料，尝试阐述自己的推论或观点。如果被访者明确同意你的推论或观点，或者即使被访者没有明确表示同意你的推论或观点，但语态上默许你的推论或观点，则基本上可以证明你的推论或观点与企业实际是相吻合的，那么，你就可以由此获得很有价值的信息。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访谈时阐述自己的推论或观点需要有较好的理论基础，或者有较丰富的既往调研所获取的真实资料的积累，否则，你得出的结论可能与企业实际南辕北辙，被访者也会明确否决你的推论或观点。我曾在某协会主办的线上讲座（因为疫情）中谈到国有企业存在的一些问题，有国有企业听众给主办方反馈说到：“高教授没有到我们企业调研，但好像谈的就是我们企业的事”，这无疑说明，理论推论加上经验积累是可以得出与企业实际高度相符的结论的。

第四，访谈前的准备很重要。首先是访谈提纲，并提前提交给被访者，这点无需解释。有些认真的访谈者还会根据访谈提纲提前写好文字回复资料，但要注意不能拘泥于他们提供的文字资料，需要找出与理论推论以及与感知不吻合的“破绽”或可疑之处，待访谈时通过讨论形式获得准确信息。其次，提前查阅企业公开信息，如董事会人员信息（包括人员变动）、董事会结构、母公司对子公司持股及变化信息，甚至包括企业比较敏感的曾被处罚的信息，在访谈时可以讨论相关信息对公司经营的影响，比如主要负责人频繁变动对公司战略决策和长期发展的影响、母公司过度控制子公司的决策和经营是否有合规风险等。最后，恐怕也只有我们才掌握的信息，即充分利用我们每年开发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分类指数”。这对于调研上市公司有直接的价值，但对于没有直接上市的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因为都有控股和参股的上市公司，这些指数数据同样很有用。我们提前把被调研企业的各类指数得分找出来，把成绩和差距“亮出来”，通过调研，既验证我们指数的客观性，也直击其“痛处”，从而在访谈中能够挖掘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学者存在的意义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调研正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获得客观、真实、有用的信息是调研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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