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振

　　近读《郁达夫日记》，看到“水明楼日记”（1932年10月14日至11月10日）中多次提及马巽伯。这个名字于我而言，既熟悉又亲切，因为马巽伯和我父亲是相交五十余载的老友，我称他马伯伯。

　　马巽伯出身书香门第，其父马幼渔和鲁迅是莫逆之交，《鲁迅日记》里对马幼渔及其家人的记载有近两百处，且数次谈到马巽伯。至于郁达夫的日记，散佚颇多，这是我第一次在“水明楼日记”中发现马巽伯的名字，由此想起马伯伯对我讲述的他和郁达夫交往的细节。

　　马巽伯和郁达夫的友谊，始于1919年。那年9月，郁达夫从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名古屋大学的前身）毕业，回到浙江富阳短暂省亲后，遵长兄郁曼陀之嘱进京参加北洋政府的文官高等考试，这是他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因应试不第，11月12日，郁达夫从天津登上“山东丸”，再度赴日。彼时，高中尚未毕业的马巽伯也从天津启程，前往日本求学，恰好与郁达夫同船而行。交谈中方才得知，马幼渔和郁曼陀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同窗，且马幼渔回国后曾于嘉兴府中学堂任教，那时郁达夫正在该校就读，故有师生之谊。志趣相投加之父兄渊源，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此番赴日，马巽伯要在门司港下船，再转乘火车到福冈；郁达夫则需继续乘船，经神户前往横滨。“山东丸”抵达门司港后，郁达夫热情地把马巽伯送上岸。虽然马巽伯幼时曾随父母在日本生活过几年，然阔别已久，日语生疏，又人生地不熟。而在九州帝国大学（今九州大学）学医的舅舅陈君哲原本打算来码头接他，但因船只遭遇风浪延迟一天到达，扑空的陈君哲不知确切时间，只得暂返福冈。郁达夫料想陈君哲很快会来接马巽伯，再三叮嘱：“你就在这儿等！”随后匆匆告别，回到船上。

　　从横滨下船，辗转抵达东京后，郁达夫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学习。1921年，他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随即轰动文坛，一举成名。1923年，学成归国的郁达夫到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与时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的马幼渔时相过从，进而结识了仰慕已久的鲁迅，和他成为一生的挚友。郁达夫居京期间，与鲁迅、马幼渔、马巽伯等人同席的饭局，在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的日记中多有记载。

　　再说当年马巽伯抵达福冈后，为了帮助他备战高考，陈君哲和几个同班同学轮流给他补习功课——陈君哲负责数理化，龚宝键负责日语，郭沫若负责英语，郭沫若的夫人安娜负责照料他的生活起居。马巽伯不负众望，顺利考取庆应大学经济学部，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回国任教，是公认的青年才俊。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32年秋，郁达夫为“静养沉疴，细写东西”，从上海来杭州暂住。10月25日，郁达夫在“水明楼日记”中写道：“晚上马巽伯请在楼外楼吃饭，因前天遇见钱潮，住的地方被知道了。”当时，马巽伯正担任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校长，他通过郁达夫的同学钱潮（钱潮还和陈君哲是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同班同学）得知郁达夫来杭的消息，便登门拜访，并设宴于楼外楼，共叙情长。

　　约一周后，11月2日，“水明楼日记”记载：“去自治学校看了两位朋友，校址在马坡巷。”“两位朋友”中，应当有学校校长马巽伯，这可视作郁达夫对马巽伯的一次回访。

　　11月6日，“水明楼日记”又载：“中午钱潮、马巽伯来，约去吃饭，在楼外楼。饭后更上西泠印社喝茶，坐到了夜……”这次是钱潮、马巽伯联袂来访，设宴的地点仍为楼外楼。午饭没聊尽兴，他们移步西泠印社，畅聊至夜幕降临。

　　次日，11月7日，“水明楼日记”再载：“傍晚钱潮、马巽伯约我去看一位研究佛学的马一浮氏。伊须发斑白，口音是四川音，人矮胖，谈话时中气很足，眼近视。马氏系绍兴籍，为汤垫仙氏之婿。从马寓出来，遂一同上王润兴去吃饭，饭后和钱潮走了回来，接霞信。”在钱潮、马巽伯的引见下，文学大师郁达夫和儒学大师马一浮相识。此后，郁达夫在给妻子王映霞的信中每每说起马一浮，都津津乐道。

　　短短半个月内，马巽伯和郁达夫相会四次，足见二人情谊深厚。

　　值得一提的是，郁达夫在杭州养病期间，迎来了创作生涯的又一个高峰。他不仅完成《迟桂花》和《碧浪湖的秋夜》，继续创作中篇小说《蜃楼》，还在西子湖畔吟诗作赋，诗酒流连。或许与好友们的海阔天空，激发了郁达夫的创作灵感，令他才思泉涌，笔底生辉。

　　杭州不仅有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更聚集众多文人雅士，在郁达夫看来，这里无疑是养病、读书、写作、会友、览胜的绝佳之地，况且他的妻子王映霞就是杭州人。后来，郁达夫不顾鲁迅的劝阻，于1933年春举家迁居杭州，这一住便是三年，直至1936年2月只身前往福州任职。

　　《郁达夫日记》如同一座桥梁，促使我将马伯伯的口述回忆与日记中散落的文字联系起来，结合隐匿于岁月尘埃之下鲜为人知的逸闻，串成一段较为清晰、连贯的故事。这种感觉就像是找到了几块遗失已久的拼图，将其嵌入，景象瞬间变得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