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衢州日报

　　在大模型时代，数据对公共事物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数据驱动带来的科技创新范式变革尤为突出。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江小涓在第五届中国公共事物治理国际研讨会上表示，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带来数据生成、传递和处理能力的极大提升，推动各个领域全面创新。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府应给数字时代的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创新发现是数据驱动的创新。在原先的科学范式中，观察、实验、推理、计算等是重大科学发现的来源；而在过去10年间，数据变成了创新最重要的来源。海量数据和复杂算法，使人类能够观察和解决复杂的科技问题。

　　江小涓认为，从政策层面进一步思考，意味着要对国家创新体系中各主体的角色和地位进行重新审视。国家创新体系，大的讲“政产学研用”，小的讲“产学研”。谁是公共财政或者说政府该资助的研究重点？公共财政中的研发支出应该放到哪去？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创新模式是不一样的。新的数据支撑的创新范式出现以后，企业成为大前沿、大模型的主体。企业从原来三段论中的“高校做基础、科研机构做技术、产业做转化”的模式中突破出来，往前端发展得特别快，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前沿性创新，冲到了整个技术创新的核心环节。传统模式中所讲的“产学研”相结合，企业是主体，实际上在数字时代，企业的主体地位大大地提升。

　　创新范式的转变对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能做的低垂果实都已经摘完，要想真正实现科学创新，要么得特别往深的看，要么得特别往远的看，要么依靠非常强大的工具，这依靠单个国家的科学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处理全球性复杂问题需要多国科学家的合作，而政府要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关键就要把“数据”这个新要素纳入考量。

　　江小涓指出，在数字时代，大规模、大平台的创新优势特别突出。尤其是到达一个阈值之后，大模型可以达到小模型难以企及的优势，涉及新能力的自发生成。在同样的参数下，大模型实现迭代优化所用的步骤更少。如何保障新能力自发地生成？从政府监管的角度来看，要打破市场垄断，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这已经成为数字时代一种关键的公共产品。

　　摘编自《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