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沈阳晚报

　　□伏桂明

　　在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上，一座斜檐闷顶式二层小楼，建筑设计上沿袭了苏式风格，正门前廊四根红漆柱子直通房檐，房檐上铺设的彩色琉璃瓦，融合了中国古典建筑风格。这种中西合璧风格在沈阳现存的老建筑中并不多见，与周围拔地而起的现代建筑形成鲜明的反差。

　　在过去70多年的时间里，它的身份有三个：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俱乐部，北陵电影院，如今是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陈列馆。在这三个身份中，沈阳人最熟悉的是“北陵电影院”，可其最大的意义是：这里，永存正义的回响。

　　1956年6月9日至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沈阳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并作为主审地对最后一批36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地点就是在北陵电影院。

　　选择沈阳，是因为“日本侵华战争在哪里开始，就让它在哪里受到公正的审判”。历史不能也不可能忘记，这里是让亿万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地方，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自豪又被重新拾起的地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领土上，完全由中国人担任审判官，不受干扰地审判外来侵略的战犯。

　　这，也是这里变成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陈列馆的意义。

　　在此接受审判的日本战犯，是1950年苏联向中国移交的千余名战犯中的一小部分，共计36名。6月9日至19日，日本前陆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8名军队系统主要战犯接受审判；7月1日至20日，武部六藏（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等28名伪满战犯接受审判。在审判之前，中国方面为每个接受审判的日本战犯分别指定了一名律师，并准备了数万件控诉书、鉴定书和日伪档案，以求每件控诉都有证人和被害人控诉书。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郭春来对当年发生的一切记忆犹新。

　　那时，还不到30岁的郭春来，全程参与了审判日本战犯的所有工作，还作为一名检察员在特别军事法庭上起诉日本战犯。“参与当时审判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全国各地抽调上来的业务骨干，一共有350多人。从案件的侦讯到审判结束，一共用了三年的时间。”郭春来说，中央决定成立侦讯日本战犯东北工作团，并按照铃木启久、武部六藏、城野宏和富永顺太郎四个案件分成四个大组，他本人作为审讯员负责中井久二、岛村三郎等8名伪满系统战犯的侦讯。他用“艰巨”两个字来形容审判之前所必须进行的一系列工作。第一次跟日本战犯交锋时，这些战犯口口声声说自己没罪。“你把我们中国人杀了这么多还说没罪？”郭春来反问他们时，这些战犯们百般狡赖：“我们来中国不是侵略……”为了拿到确凿的证据反驳他们，让这些身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犯低头认罪，工作团开始进行艰苦的调查取证，到东北四处调取档案和文件，同时奔赴各地寻找人证物证。终于，在1954年底，如山的铁证摆在面前，战犯们思想受到震撼，伪满洲国的二号人物——古海忠之开始交代罪行，其他战犯们也开始打开记忆的闸门。随着他们不断的忏悔，滔天罪行一桩桩大白于天下。

　　“有一位姓赵的50多岁的老人出庭作证，他是从当年日军大扫荡后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当年日军一刀从他的脖子上砍了下去，整个脖子只有喉咙没有砍断，老人侥幸地活了下来。当这个人出现在法庭上时，正在接受审判的日本战犯可吓坏了，当时就跪下：‘怎么惩处我都接受！’”当时工作团共找到400多名证人，最后选择了数十名受迫害最深、提供的证据最具说服力的证人出庭作证。而这些证人几乎都是残疾人：不是没有了胳膊，就是没有腿，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日本侵略者屠刀下的幸存者。

　　作为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长，袁光对一次法庭事实调查。

　　藤田茂，被控犯下多种罪行，如1939年4月，在他担任联队长时，命令部下包围山西安邑县的上段村，杀害和平居民一百余人。法庭传召了幸存的受害者张葡萄出庭作证。当时张葡萄和上段村许多无辜居民被日军驱赶到一口井旁，她的公公、婆婆、丈夫和年仅四岁的女儿都被杀害后投入井内，她也被打伤投入井内。她当庭哭诉了家破人亡的经过，说到亲人们的惨死时泣不成声，旁听者和法庭工作人员都为之落泪。在法庭上，藤田茂的其他罪行，也都有证人出庭作证。在他当联队长到师团长期间，经常训示部下军官要用活人作“靶”，对士兵进行“试胆教练”，又曾下令“将俘虏在战场杀掉算入战果”。藤田茂还有强迫和平居民“踏探地雷”等残暴罪行。对于这些罪行，藤田茂供认不讳，表示——

　　“一切都是事实，我愿接受任何严厉处罚。”可在20多年后，他最忘不了的还是控诉他的张葡萄，法庭的那一幕成为他的噩梦：“满含愤怒对我罪行控诉的张葡萄，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她的姿态是我今生到死也忘不了的。这位老婆婆的一家大小全部被日军杀光，她自己躲在井里才得以幸免。她含泪控诉时的悲伤、憎恨、痛苦，一齐在脸上表现无遗。她在愤怒到极点时，要奔过桌子这一边来抓我。这是日本侵略得到的真正回答。一想到她的遭遇，她内心的愤恨是多么深刻啊！我终于认为我是侵略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