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兴业证券订阅号）

2024年1月，习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要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并将其概括为：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在历史的长河中，金融文化不断演进和发展，金融不仅是经济活动的血脉，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反映并塑造着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官微“兴 · 文化”专栏持续以国学视角，为读者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深度领悟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本期为系列之一，共同践行“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

三致千金，富好行其德

范蠡，春秋时期的传奇人物，以其非凡的智慧在政治与商业领域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后人尊称为“商圣”，更是被中国民间贡奉为“文财神”。他助越王勾践完成复国大业后，毅然选择功成身退，转而投身商海。在商业实践中，范蠡开创性地提出了“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经营理念，强调把握市场规律，诚信经营。这种经商思想，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的核心价值不谋而合，展现出中华商业文明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

目前范蠡广为流传的经商理念，诸如“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等，其实并非范蠡原创，而是其师傅、同为越王勾践谋士的计然的理念，出自计然为越王勾践献出的七条治国计谋。勾践采用了其中五条，治国十年，最终国富民强，灭吴兴越。范蠡感慨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国，吾欲用之家”，于是将计然的七条计谋用于治家，最终运用在经商上。

《史记·货殖列传》对范蠡的隐退经商生活，有一段简短的概述，其中写到：“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在隐退后的19年期间，三次赚得了千金之财，但两次将钱财用于接济贫困的朋友和远房同姓的兄弟经商致富后，被时人誉为“富好行其德者”。生活在春秋末期的范蠡，不仅是领先唐朝李白的“千金散尽”，更是开创了道德经商的中国儒商传统，被尊为儒商鼻祖。范蠡的“散财”行为不仅是慈善，更是通过诚信经营建立社会信任，形成“财富—信誉—更大财富”的良性循环。其“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物价观，也隐含公平交易、不欺市价的诚信原则。

农商俱利，逐十一之利

古代中国是建立在自给自足和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东方农业国家，是以农业文明为依托和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宗法社会。作为封建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重农抑商政策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用，都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而把工商业当成“末业”来加以抑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范蠡提出“农商俱利”的经济理论，在当时确实是一大进步。他隐退至居陶、隐卢期间，身体力行这一理论，采取“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经营策略，“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农牧商结合的经营模式，保证了他经营的成功。

范蠡始终秉持着“诚信为本”的原则，他并未利用其先前取得的政治成就变现为商业利益，而是在远离政治中心和改名换姓后，以全新的“素人”身份开始经商之道。他深知“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市场规律，强调把握市场先机，但始终以诚信为根基，从不以欺诈手段牟利。在齐国经商时，他坚持“逐十一之利”，将利润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既保证自身发展，又维护市场秩序，体现了底线思维在商业经营中的实践，不仅为他赢得了“商圣”的美誉，更为后世商人树立了典范。

结语

范蠡将诚信经营与可持续发展结合，拒绝暴利诱惑，奠定了中国传统商业“取予有道”的伦理基础，亦是揭示了中国传统金融文化的深层逻辑：诚信不仅是美德，更是可积累、可增值的“社会资本”；底线既是在规范经营行为，更是对经营主体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在现代金融体系中，这种文化基因转化为对系统性风险的敬畏、对金融普惠性的追求，以及“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政策导向，诚信与底线始终是中国金融稳健运行的文化锚点。

近现代以来，国际金融体系不断发展变化，但整体上依然是以西方现代金融理论作为框架支撑，作为新玩家，后发追赶的中国金融体系要先学习并使用西方金融理论，这符合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也不可避免内生性附带了西方价值观念中的部分糟粕。但庆幸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孕育出了当今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我国古代金融思想呈现出明显的“民本”特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赋予其现代性和灵魂，演变成了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质、符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发展需要的特色金融文化，实现对西方金融理论中“资本至上、追逐利润”的价值观纠偏。

完

供稿：兴业证券财富管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