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团结报

　　□ 游 茂 陶季邑

　　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邓演达1924年初参与过筹办黄埔军校。同年6月军校成立后至1927年初，他还先后担任过该校教练部副主任、学生总队长、教育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校长（代行）。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邓演达高度重视学生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们朝夕相处，同甘共苦”，深受学生“敬佩”。有些学生以邓演达的举止动作“作规范加以仿效”，这些学生被称为“邓演达式”学生。时任校长的蒋介石“对此很为嫉恨”“生怕邓演达掌握黄埔学生的领导权”（梅日新、邓演超主编：《回忆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可见，邓演达的学生工作做得极为成功。本文拟对其学生工作方法略探，有助于国内外学术界深入研究国民大革命时期邓演达，亦能为新时代新征程做好学生工作提供借鉴。

　　一

　　邓演达在黄埔军校期间做学生工作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邓演达在军容风纪和校纪校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邓演达》，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他深知唯有先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才能带好头并有资格严格要求学生，这是做好学生工作的基础。对此，黄埔一期生李奇中回忆说，当时在校园里，邓演达“经常是昂首挺胸，情绪饱满，尚武精神十足，既威严又和蔼”，“学生见到他不是怕他，而是自然而然地肃然起敬”。邓演达“喜欢穿马靴，走起路来，嗒嗒作响”“每遇他查课堂、查宿舍时，老远就听到他的马靴脚步声，学生们肃然起敬。学生们肃然起敬，并不只是一种外表服从的现象，而是心悦诚服的。”（《回忆邓演达》，第117—118页）。黄埔一期生郑洞国回忆说，邓演达“守军纪”“精力充沛，经常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马靴，走起路来均匀有力”；“学校举行全体师生大会，他总是正襟危坐，不论时间多长，天气多热，都毫无倦容。在这种小节上，他也是一丝不苟，充分体现出旺盛的革命精神”（《邓演达》，第53—54页）。学校规定每天清早，只要不是雨天，全校学生和带队的官长都要围绕长洲岛公路跑步，数着一二三四的口令来跑，跑程约有20里。邓演达亦每日早晨跟着大家长跑。学生都被他“以身作则的精神所感动”（《回忆邓演达》，第83页）。

　　其次是邓演达在管理包括军风纪和校内课堂纪律及宿舍卫生安全方面始终讲求原则，严格要求学生。正因他先作了表率，以身作则，所以才能严格要求学生。他经常提醒学生说军校是“培植革命军人的学校”，不是“制造新军阀的地方”，所以要对学生“严格”要求（《回忆邓演达》，第120—121页）。以军纪为例，邓演达“对军风纪要求极严”“无论何人违反校规，决不宽容”。有人早晨起床迟了一点，邓演达就到他的寝室即予当面批评。此后，学生只要听到邓演达的脚步声，就不敢睡懒觉了，因为他对任何人都不讲情面（《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6页）。少数学生在毕业前夕私自去附近游玩，正好被邓演达碰上。邓演达回到校中立即紧急集合，对这些学生“痛斥一顿”，尚未返回或迟到的则“一律禁闭”，被“关在一个大教室内”，直到吃晚饭时队长去请求，才被邓演达释放出来（《回忆邓演达》，第83页）。

　　二

　　邓演达对学生的要求严格而不苛刻。郑洞国回忆说：邓演达“对我们学生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但严而不苛，威而不猛”（《邓演达》，第53页）。如有一次，他发现个别学生体力较差，跑步时落伍，于是下令让这些学生由“跑步”改为“便步走”。邓演达对带队的官长们说：“跑步要兼顾学生们的体力，逐渐地增加跑程，不可蛮干，更应该照顾体弱有病的学生。”“从这次受到教育以后”，大家也被邓演达做学生工作时不蛮干和关心学生身体所“感动”。自此，“黄埔岛上的跑步比以前更显得整齐、活泼、团结、友爱”（《邓演达》，第59—60页）。

　　再次是邓演达在对学生进行教育尤其是政治教育时做到有的放矢，并循循善诱。军校不同于以前的武学堂，注重政治教育，实行军事和政治两方面教育并重的培养模式。为此，邓演达等人给学生开设多门政治教育课程，有助于他们日后在国民革命军里进行政治宣传（《回忆邓演达》，第127页）。

　　邓演达则亲自给学生作政治和时事讲话或思想政治辅导。在他眼里，政治教育工作的使命是要教育学生懂得为什么要进行旨在实现革命三民主义目标的国民革命，即为什么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及贪官污吏等反动势力，并弄清如何进行国民革命，即要“遵命令，守纪律，不怕死，不爱钱，爱国家，爱人民”（《回忆邓演达》，第210—211页）。为忠实履行这些使命，邓演达有步骤地引导学生进行政治学习和接受思想教育，并努力解决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如黄埔四期生熊敦并不信仰革命的三民主义，反而信仰国家主义，而且目空一切，对教官不举手敬礼。国家主义派当时暗挺封建军阀，反对共产主义，破坏国共合作。邓演达了解情况后，并没有责备熊敦，“而是慈祥地、关切地、循循善诱地打通思想”，最终“说服了他”。此学生在政治思想上有了进步，“由一个狭隘的国家主义者变成国民党左派中的积极分子”，并说：“真理在国民党左派手里，在共产党手里。邓教育长是真理的化身，假如没有他说服教育，我是前进不了的。”（《邓演达》，第60页）

　　邓演达在教育学生时尤其是注重启发并鼓舞学生勤劳奋斗向上，如讲“女娲氏炼石补天”的故事，“这是一个创造世界的寓言”“鼓舞着人类为自由幸福而勤劳奋斗”。黄埔六期生彭秋平回忆说，他后来一直记得邓演达讲此故事，那时邓演达“说话虽简短”“但中心明确，启发性大”“循循善诱，披肝见诚”（《回忆邓演达》，第65页）。李奇中也回忆说，邓演达在对学生“进行精神讲话”时，“总是提出如何做一个新军人、革命军人的要求”“态度既严肃又亲切，循循善诱；并且他自己愿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同学生共勉，使学生大受感动，影响深远”（《回忆邓演达》，第117页）。

　　邓演达之所以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拥有上述做学生工作的好方法，主要是因为他受到孙中山培养黄埔军校青年学生的思想包括方法的影响。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不久，孙中山开始创办黄埔军校，想将黄埔学生培养成“理想上的革命军”的“好骨干”，通过“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孙中山希望黄埔学生不仅要学好军事学，而且要掌握“革命道理”，从而具有“革命精神”，抛弃“自私自利”和“升官发财”等思想，全心全意“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并“视死如归”，认为这才是“高尚”的“革命军人”。他还希望学生学习时“注重自修”，举一反三，然后“自己去推广”，尤其是要“融会贯通”（尚明轩主编：《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23—629页）。孙中山将培养黄埔军校青年学生的希望寄托在邓演达等亲密追随者的身上，认为邓演达“忠贞革命”“富有军事教育经验”，“刻苦奋励”“足资后进钦式”，乃于1924年8月命其辞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专责办理黄埔军官学校教育，寄以培养新的革命军事干部重任（《回忆邓演达》，第114页）。事实上，邓演达亦不辜负孙中山的期望。邓演达当时在黄埔师生杂志《黄埔潮半周刊》撰文说，作为孙中山总理的“信徒”，我们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应当“深切领会”，并“身体力行”，使孙中山救国救民的“伟大精神”“永久照耀于人类真正的历史上面”（邓演达：《我们怎样去认识总理的伟大》，《黄埔潮半周刊》第39期，1926年3月12日，第190页）。所以，邓演达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首先注意“身教”即以身作则，然后去严格管理学生，在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时循循善诱，使他们能成为孙中山所要求的“理想上的革命军”的“好骨干”，肩负起救国救民和挽救国家危亡的重任。

　　此外，邓演达曾在多所国内军校学习过，从1909年参加革命以后就一直想着要为救国救民“尽力”，而不是想着“升官发财”（周天度编：《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页）。他还具有许多优秀品德，如“严正无私”，待人“诚恳笃实，无丝毫虚伪”“与学生同甘苦、不搞个人特殊”（《回忆邓演达》，第233、221页），“光明正大，正气昂然”（《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第136页）。正如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所说，邓演达的人格“很高尚”（《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他拥有上述好的工作方法。

　　三

　　邓演达在黄埔军校时期的学生工作做得较为成功，有助于为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培养大批军事和政治人才，而且能为学生工作者在新时代新征程做好学生工作提供一些借鉴：一是要加强自身修养，以身作则。作为学生工作者，只有自身具备良好的品德，才能更好地教育学生。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学生，成为学生的榜样。二是应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和具体情况。我们应从邓演达对学生严格要求却不苛刻中受到启发。鉴于每个学生都有其独立人格和个体差异，应因材施教，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教育和管理策略，帮助他们发挥优势，克服不足，全面发展。三是应注重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培养他们树立爱国爱民和无私奉献的意识。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引导学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既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

　　（作者单位分别为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